日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东部9省市数据的经验检验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外商很有可能把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成为"污染产业的避难所"。通过对中国东部地区 9 省市实际利用日本直接投资额、对日本总出口值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环境污染指标之一) 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日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并没有出现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设中的证据,相反,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但是,产品出口能加剧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和污染。同时,目前的对外贸易在高污染产业中没有正的技术效应。尽管贸易增长对环境污染存在负规模效应,贸易对污染产生的正结构效应和正技术效应可能在其他产业中出现,但在高污染的钢铁产业中没有出现。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应当是: 其一,在高污染产业中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产品的结构; 其二,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进行谈判,对出口产品开征适当的污染税,共同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     

投资视角下区域产业转移的环境影响问题

区域间产业转移往往通过区域间投资表现出来,对环境的影响常常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或"污染光环"两种不同的效应。我国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伴随出现了承接地环境污染相对加剧的趋势,因此各地区在产业转移和承接中要实行有差别的区域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吗

环境规制会影响一国产业利润,进而影响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在"污染避难所假说"还是在"波特假说"中,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会通过影响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收益,进而影响产业利润水平而发生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干净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降低污染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采用3种利润水平的衡量指标,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利润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我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并且对干净类和污染类产业利润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我国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十一五"时期江苏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至今,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隐忧.目前国际直接投资和产业跨国转移为江苏利用外资提供了新机遇.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新形势,提出了江苏"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取向.     

省域FDI与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基于1998—2018年省域雾霾污染PM_(2.5)浓度数据和FDI数据,采用全局Moran’s I和局部热点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FDI与雾霾污染PM_(2.5)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以外商直接投资对省域雾霾污染的影响进行研究。可以发现:(1)省域雾霾污染PM_(2.5)浓度与FDI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特征,全局相关性总体趋势表现为增长-减小-增长-减小的"M"型发展态势,两者呈现同方向性波动;(2)在我国省域层面,FDI促进了我国省域雾霾污染PM_(2.5)浓度的提高,"污染天堂"假说成立;(3)其他影响因素分析中,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对PM_(2.5)浓度起着促进作用,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省域雾霾污染PM_(2.5)浓度起着降低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基于服务业14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2年我国服务业14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低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不理想。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作用机理来实现,一是通过提供资本创造就业机会,二是通过技术外溢作用提高劳动效率.基于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在对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时第二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最低.继续大量吸收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宏观调控方面,应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调节及使用管理.     

FDI对江苏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江苏FDI在江苏产业和行业内的分布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9-2005年间江苏FDI对江苏三大产业贡献的影响.结论是:FDI对三次产业是有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江苏产业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规制框架设计

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对其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关的解决方案必须从实际出发,着重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成本和福利分配展开。具体而言,需要在相关领域实施绿色标签制度、改革现有的国际投资协议和建立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规制和协调的"三位一体"环境规制框架,才能有效增加对东道国的福利转移,保护当地居民和产业的相关利益。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的产业经济效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本文利用1983~2004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产业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产业经济发展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对浙江第二产业的影响。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年浙江三次产业的需求拉动大于超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年浙江三次产业的长期供给溢出效应。     

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对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检验方法,定量分析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认为我国稳定的发展态势及前景是主因。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再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我国逐渐发展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FDI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18个国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OFDI、IFDI和NOI与人均GDP都正相关,IFDI与汇率负相关,但OFDI和NOI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OFDI、IFDI和NOI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都正相关。OFDI、IFDI和NOI与制度都正相关。     

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绩效看FDI的技术外溢

造成我国FDI技术溢出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金融压制以及地方政府在吸引FDI方面的恶性竞争等.为此,我国应适时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微调,通过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引入民营资本,扶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市场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有效的技术转移.     

区域金融扭曲差异真的会一直促进FDI流入吗?

随着我国FDI流入量的逐年上升,现行金融体系能否适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我国1990～2007年间28个省区数据为样本,采用System GMM分析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1990～2007年,我国总体上以及东部、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促进了外资的流入.在1990～1999年,我国总体、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起显著地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对外资流入的作用不明显.在2000～2007年,我国总体、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促进了外资流入;而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量的作用不明显,却显著地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因此,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不会一直显著地促进FDI流入.     

对中直接投资立地选择因素分析——Gravity Model分析

利用中国与对中直接投资12个主要国家(地区)的1990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重力模型实证分析对中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吸引起到正面的有益的影响,而距离的增加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则有负面影响,虚拟变量的说服力也很高。通过分析,得出两国间贸易额的影响比其他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的结果。     

中俄两国利用外资阶段性比较

中国是一个FDI流入大国,近几年俄罗斯利用FDI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那么俄罗斯同中国差距有多大?是否形成了对中国的追赶趋势?以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俄罗斯目前处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中国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而且俄罗斯吸引FDI的速度在进一步加快.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北京市数据的分析和检验

文章根据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利用1987—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北京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在短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短期内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基础,考察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以及二者关系的影响,分解不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来源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利用1998—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考察的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的选择和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根据污染排放量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远大于根据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对大部分污染排放物不同的环境质量衡量指标而言,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虽然很小,但统计上还是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不同的FDI来源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多数污染物而言,来自港澳台的FDI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其他国家的FDI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没有明显的影响。     

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根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对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从行业和目标国分布来看,面向欧美发达国家获取诸如品牌和新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面向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行企业跨国经营,是今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方向。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三维效应”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引力模型,以1982—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人民币对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外商直接投资减少1.63%;从地区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同的;从行业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外资的减少。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注重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影响是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不利影响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