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监国公主铜印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监国公主铜印为正方形,边长11厘米,通纽高6.3厘米,厚约1厘米,重2.8斤,黄铜质。印背面有台级一层,纽作长方形,其顶端刻一“上”字,下凿刻一“王”字。印文为阳刻篆体九叠文、三行十四字,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见图)。印的正中有畏兀儿蒙文两行,体式很特别、古朴,字体已漫漶不清,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亦邻真付教授考定,可能为“总管之印”之意。     

鄂伦春佐领图记考述

1957年5月9日至7月8日,笔者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努图克(区)讷门高鲁和托高鲁两个鄂伦春族未定居点的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的一天中午,原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末代佐领新君老人偕同讷门高鲁中所有老人约10余人,来到调查组驻地,新君老人用双手捧着“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交给调查组负责人。这方使用了六十多年的佐领铜质图记,他们作为珍贵文物赠送给调查组,这是在内蒙古境内搜集到的唯一一方鄂伦春佐领图记。 这方图记的印文,是用满文篆书所刻,汉译为“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印背右边刻有汉文楷书图记印文和“礼部造”;左边为满文楷书图记印文。印侧右边为“光字八百七十六号”;左边为汉文楷书“光绪十年四月 日”。图记为铜质方形,5.5×5.5厘米。椭     

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考说

<正>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印通高2.9.边宽2.3.驼纽高2.1.重厚0.8厘米。作为印纽的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青海上孙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3期)铜印出土之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不少人予以评价,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考证。     

呼伦贝尔发现的元代官印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 此印是1982年10月在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正南200米距克尔伦河北岸约1公里,距地表1米左右处,牧民挖沙时发现。印面呈方形,长方形印纽。边长6.5厘米,厚1厘米,通高6厘米,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共11个字,由左向右4行,竖读,除第3行为2个字外,其余各行为3个字。汉音对译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印背右侧竖刻两行汉字。第1行为“中书礼部造”,第2行为“至元五年     

略論元末紅巾軍在山东

近年来山东济南和莒县先后发现了三方红巾军大型铜印,印文是:“管军总管府印”、“元帅之印”、“管军万户府印”。“管罩总管府印”是1958年在济南市发现的。印长8.4公分,宽8.2公分,重二市斤四两。背面右方刻有阴文楷书“管军总管府印”,左方刻有“中书礼部造”及“龙凤五年十月日”的边款。左侧刻的号数已看不见。这种管军总管府印,据我所知,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龙凤元年的一     

“庆国领兵副总关防”印考略

广西桂平县在修建新港务所时,挖得铜印一方。长方形,杙形纽;长9厘米,宽5.4厘米,厚1厘米;带柄通高9.3厘米;重1.1斤。正面为阳文九叠篆“庆国领兵副总关防”八字,背面用楷书刻有三行成对联形式的阴文小字。右联是“庆国领兵副总关防”八字,左联是“永历二年七月日”七字,横批是“永字壹千肆拾贰号”八字。     

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研究

“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为内蒙古档案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作为“遗留性史料”,其所载内容多为清代其他史籍所缺漏,因而对清末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人口及各部落社会状况的了解和探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的编造形式、规则、所录项目予以详尽说明的同时,也对户口册的内容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分析,进而对新巴尔虎部人口状况、妇女地位、黄教的影响等方面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

满文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逐渐改用汉语、汉文,到清末已基本放弃满语满文.而奉命西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其交际工具使用到解放前夕.1947年锡伯族学者将满文改革为锡伯文,锡伯文即满文的继续.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的实施,对锡伯族继续使用满语满文起到了促进作用;清代新疆锡伯族所处的社会组织和地理环境为他们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达呼尔索伦源流考》

清代有一部出自达斡尔人之手的史书,叫《达呼尔索伦源流考》.[作者]华凌阿,达斡尔族,莫日登氏人,清布特哈八旗尼尔基佐领(尼尔基是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华凌阿是研究达斡尔族族源的拓荒者,由于达斡尔民族无文字,他深感自己民族的来源“至今尚未发见比较详细记载的史书”,“可是决不会没有历史”.作者从幼年时代起就注意昔时的满、汉文历史书籍并收集古老传述轶闻,并用满文写出了这部专著.     

信牌印牌再考释

关于沈阳故宫博物馆藏信牌、印牌考释问题,我在《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发表《信牌、印牌考释》之后,有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①,现再行考释如下。一、蒙文信牌关于蒙文信牌的内容,前已有释,不再重复,这里只想谈一下关于释文最末一行的款识问题。该牌最后署曰“天聪汗再次行文春正月”,“天聪汗”满文写作(因印刷不便,满文均以罗马字对音代之)sure han而蒙文写作cecen han,其第一字汉泽均为“聪明”,第二字均为“汗”,合在一起是“聪明汗”。那么“聪明汗”为什么要译成“天聪汗”呢?“天聪”     

论后金时期的“巴克什”群体

“巴克什”是后金时期对女真族文人的称呼 ,分为一般低级文职役吏和“赐号”贵族高官两种 ,他们共同构成了后金时期的女真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中前者管理钱粮账目 ,记录文案档册 ,教授文化知识 ;后者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通使往来。他们对后金 (清 )政权的巩固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白云仙峤图卷

<正>《白云仙峤图卷》,绢本,纵14.5厘米,横81厘米,传为南宋赵伯骕所作,现藏吉林省博物院。画卷无款,卷后有署为元代徐宪、管道昇等人的题跋,钤“徐宪元度”“仲姬”印,其中有跋文称此卷作者为南宋赵伯骕。赵伯骕(1123-1182),字希远,河南开封人,宋宗室、画家,与兄赵伯驹皆精于青绿山水,师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北宗山水的代表画家之一。画卷笔法细致,设色厚重,从绘画风格看,似出于明代或清初画家之手,托名于赵伯骕而流传于世。曾入藏清内府,钤有“三希堂精鉴玺”“乾隆御览之宝”“宜子孙”“乾隆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嘉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宣统御览之宝”等多枚清内府鉴藏印,后散入民间,由张伯驹先生收藏,     

沈阳故宫藏银背壶考析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宫廷遗物藏品中,有两件银背壶,名为“银细管嘴背壶”和“银背壶”。两件背壶皆为银质,造型、颜色、体积均完全一致,只是壶嘴有异。“银细管嘴背壶”,高43.2、腹直径32.5、腹厚9厘米;腹上部筒形壶颈高8、颈宽7厘米,颈上另有高6、直径1厘米的细管形嘴;壶重3300克,腹肩部阴文针划刻“(?)千十”字样。另一件“银背壶”(图一),壶体、形制与前述相同,只是壶嘴筒形,嘴高8、直径7厘米,嘴上外套壶盖;壶盖顶部为满弓形扳,可掀起壶盖;盖上阴文针划“三”,口下部划刻“四”的铭文;壶重2380克。两件背壶均以扁圆硕腹、短颈小口、无柄无流为特点。银背壶通体素面无纹、色暗灰无光,做工略显拙窳,壶体呈现磕磨塌陷迹多处,可推断为使用过的痕迹。     

《粤雅堂丛书》述略

<正> 清代自乾嘉以来丛书的编辑日益兴盛,把我国丛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到清代后期,编辑丛书的风气,仍是方兴未艾持久不衰.其中,伍崇曜所辑的《粤雅堂丛书》是一部很有名的私刻丛书.伍崇曜,原名伍元微,广东南海人.据《宣统南海县续志》所载,他父亲“多财善贾”,相当富有.伍崇曜承其家业,重视发扬古代文化,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招揽人才,校刻古书,先后汇刻了多种丛书.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粤雅堂丛书》.《粤雅堂丛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刊刻,中经咸丰、同治,到光绪元年(1875)     

稀世珍宝——一张元代“中统元宝交钞”

一九八二年,呼和浩特文管所维修东郊辽代万部华严经塔时,在塔的第二层积土中发现了一张面额“壹拾文”的元代纸币“中统元宝交钞”.这张纸币质地为棉麻桑皮钞造专用纸;长16.3厘米,宽9.2厘米;正面由攀枝花纹作边框,行文三栏.上段第一栏书写钞名“中统元宝交钞”;中段第二栏书写金额“壹拾文”,金额下面有十枚铜钱图案,两旁书写字料和字号,字料和字号的上面各有上行九叠篆汉字“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下段第三栏书写“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伪造者     

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

一、现存的《旧满州档》据史籍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正式建立后金政权,而在此十七年之前,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便令额尔德尼等人根据蒙古文字形创制了满文,这就是无圈点的老满文.满文的产生,为撰写官方文书和记录史事提供了有利条件,用满文书写的官方文献保存下来,形成各种类别的满文档案,但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公文案犊的汇存,另一种是满文记事性档册,现存的《旧满洲档》就是清入关前以记事性内容为主体的满文档册.     

《羊年契约文书》及其成书年代考

《羊年契约文书》是黑城出土的14世纪蒙古文文书.该文书第一行写有“羊儿年正月初五”.据其内容,应该是一件民间交往的契约文书.因此,可将这份文书暂定名为《羊年契约文书》.中国古代一般用“天干地支”纪年法,60年一循环,但《羊年契约文书》只记地支,未写明其天干,所以,仅依据地支纪年来确定此文书写成的具体年代有一定的难度.根据《羊年契约文书》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关的汉文文书互相对比,结合文书中出现的个别专用名词,比如司属衙门的名称等,与有详细纪年的文书相比较,结合天干地支纪年法,可以推断该契约文书书写的具体年代.     

汉墓玺印及其制度试探

玺印,即印章.中国古称“鉩”或“(土尔)”.后作“玺”,亦称图章.上刻文字,背上端皆有雕饰,谓之钮.《说文》:“钮,印鼻也.”即钮中间有孔,可以系绶佩带.“绶”,古代系印钮的彩色组绶,即丝带.《周礼·天官·幕人》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绶,组绶,所以系帷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玺印的起源可能很早,大约可上溯到商代.于省吾先生在《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曾录有铜玺三方,扁平状,鼻钮,有两     

康熙朝“礼仪”问题的一件新发现文献——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并考释

“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署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九月十七日作,长方形厚棉纸,以满、汉、拉丁三体文字刊印,四周龙纹,版框高36公分,宽110公分.满文居左,汉文居中,拉丁文居右;拉丁文末段有十六位西教士之名,最后一人是以画师著名的郎世宁.文件上部空白处有钢笔手写英文:The curious specimen of the stereotype printing of the Chinese waspresented by professor Pollas in the Crimea to Edward Daniel,and by him to the UniversityLibrary of Cambridge,A.D.1815.意谓:此为中国刻印品的一份珍贵标本,在克里米亚的鲍拉教授送给爱德华·丹尼尔,经由他于1815年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1984年我在该馆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