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为实现举证时限制度的功效,举证期限原则上应当限定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具体期限的确定包括法院指定和当事人约定两种方式。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时,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或者其所提出的证据构成新证据,否则将发生证据失权的后果。     

浅析举证时限制度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据立法提上日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章探讨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时限制度。通过明确举证时限,逾期举证将会产生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在举证时限问题中,当事人新发现的证据即指举证期限内当事人所不知道的和一审程序后才产生的事实。     

举证时限理念的理性思考

文章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进行分析,对有关举证时限制度的理念进行了剖析,通过与英美国家诉讼中举证制度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举证时限的适用,必须是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争议点知情权和举证权的前提下适用,以这种理念做指导,才可能解决目前出现的许多模糊、往往会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问题。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中的证据失权制度刍议

证据失权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确立已成为进一步完善民事审前程序、保障当事人实现公平诉讼的必然选择。传统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阻却一方当事人恶意诉讼，有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的形式公正。不可否认，宥于自身的局限，证据失权制度无法解决诉讼中出现的诸多复杂问题。笔建议对传统的证据失权制度进行改造，进一步对其加以完善，以有效保障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受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影响 ,我国现行立法中当事人提出证据不受诉讼阶段限制 ,即采取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本文借鉴西方国家确立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指出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并对举证时限制度设立及相关制度改进提出设想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时限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这种程序模式所尊崇的哲学理念为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实以及坚持有错必纠.这种程序模式是以追求实体真实为主要目的,但是,却以丧失正当程序与诉讼价值为代价,是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必然反映.本文从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制度,为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提供建议.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经历了随时提出主义阶段、形式的适时提出主义阶段和适时提出主义阶段等三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严格的证据期限制度,但该制度存在以下缺陷:对逾期举证的制裁过于严厉;没有健全的配套措施;确定举证期限的立法不够完善;法院不适当履行释明义务的救济措施缺失。因此,建议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民事举证期限制度作出有针对性的修改。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作为审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证据交换程序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应当通过提高立法阶位、完善证据交换程序规则体系、建立科学的证据失权制度等,使证据交换制度更加切实有效。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新发展——兼述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民事审判乃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必将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人们对证据制度改革的企盼,特别是民事诉讼理论界所期待的证据规则,却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证据规定》,而是国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急于出台这一《证据规定》,亦有其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在客观上要求从立法上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予以完善。     

规制逾期举证行为的程序设计

逾期举证行为对民事诉讼的进行有重大影响,当事人逾期举证会导致诉讼拖延、浪费司法资源、证据突袭、影响实体公正等恶劣后果。新民诉法对逾期举证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对逾期举证当事人的三种规制方式,这对于规制此类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有规定较为简单,不能满足实际案件处理需要。因此,可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对规制逾期举证行为进行程序设计,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诉讼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     

刑事诉讼改革背景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完善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分别采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就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而言,在主体、客体和价值追求等方面互见长短,各有利弊.以职权主义为背景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以增强庭审方式抗辩式色彩的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是世界范围内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又一典型例证.在此背景下,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具有了新的涵义,其分配折射出采取削弱法官主导作用和强化控辩对抗程度两大举措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但仍需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程序规则.     

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运用

证据在诉讼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要地位毋庸质疑,诉讼过程实际上就是证据的运用过程,证据的运用直接决定着诉讼的结果。从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角度对民事诉讼中证据的运用做一宏观上的把握,分析了如何运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免证规则、举证时限、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一系列具体证据制度,实现诉讼目的。     

论民事证明妨碍及其排除——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

证明妨碍行为使得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基于对权利进行救济的需要,应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排除,这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体现,也是公平与效率司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妨碍及其排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地确立起该制度,但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亟需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民事诉讼“新的证据”适用混乱原因之探究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适用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对此，笔者从“新的证据”的界定、法律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并存于同一法律中等三方面，探究了导致“新的证据”适用混乱的深层原因，以期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高司法裁判水平略尽绵薄。     

事实真伪不明的界定及处置方法

事实真伪不明是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事实状态。由于此种状态无法直接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得出裁判,因此,需寻找其他的处置方法,如搁置判决、调解、法律规范的特别安排、证明责任等。现代法律所普遍认为的最佳处置方法即为证明责任规范。但在当前实务中,对于真伪不明的理解和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均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成为正确裁判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应当在借鉴二者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即证明责任可以分为实体层面的证明责任与程序层面的证明责任。以此为依据,法官行使证据调查权的行为并非其履行证明责任的表现,而是一种职权行为,因此应当符合程序中立原则的要求。为防止法官产生不利于当事人的偏见,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应当受到严格的程序制约     

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一原则派生出三条规则: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嫌疑人、被指控人享有沉默权;有利被告。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否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是衡量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     

论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

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按照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规则,受害者很难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使得环境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中,采用盖然性证明标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因果关系推定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