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疏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苏轼与利国——学习《徐州上皇帝书的》的体会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一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全才、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在徐州生活了一年零十一个月。此间，他十分重视利国监，为其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之仪小考

关于李之仪生平行状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争议未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辨认为:李之仪及第时间当从《全宋诗》定为熙宁六年(1073),其任县令的万全县当为万泉县,从军鄜延时间当为元丰四年(1081)九月,元丰六年(1083)春回京,年底被辟出使高丽,次年初正式出发,元丰八年(1085)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

云南的政区地名始于西汉中期,此后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其大体上呈延续发展的情形,相对稳定而又逐渐变化,各朝代相对于前代都有数量不等的一些增减,改易也时有发生。隋至唐前期,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政区格局经两个王朝前后相继的积极经营而建立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区地名组群,将云南政区地名的发展史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代以来的政区地名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整体性的、大幅度的更迭。导致这一次大变迁的原因,一是云南各地部族分化状况的较大变化,二是羁縻政区制在云南地区的普遍推行,三是隋唐政区层级制的变革。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     

从《前赤壁赋》看苏轼与佛学

《前赤壁赋》,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于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有名的文字狱。案发于元丰二年(1079)七月,同年十二月底结案。作为乌台诗案指控主要依据的《苏子     

苏辙《春秋集解》的成书经过及佚文考

苏辙《春秋集解》始撰于元丰二年,元丰四年初成。后苏辙对之增删不断,数易其稿,直至垂暮之年。故《春秋集解》自始撰至定稿历经三十年余年之久。《春秋说》原为苏辙的一篇佚文,很可能就是《春秋集解》中佚失的《春秋传后序》一文。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从“以河为界”到“以山为界”——秦汉时期太原郡、西河郡政区调整过程浅议

对历史时期政区形成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政区变动的历史因素以及所遵循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为今天的政区调整提供参考。秦汉两朝太原郡、西河郡的属县及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黄河以西的陕西部分、吕梁山以西,黄河以东部分以及吕梁山以东部分三个地区以独立地理单元为基础的结构。而且,秦朝在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以河(黄河)为界,西汉汉武帝时期,则变成了以山(吕梁山)为界,但不管其政区如何调整,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现象。本文兹对这一政区调整作一回顾,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东汉政区地理》县级政区补考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在东汉政区方面的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然而《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郡国的行政建置,对于东汉县级政区则关注较少。结合传世文献及碑刻资料,从两汉侯国封置的角度出发,对东汉的县级政区进行补证,充实东汉县级政区的研究,对光武帝建武六年省并县邑数目提出补充意见。     

李贽思想演变中的两个问题考辨

李贽一生思想转变有多次,较大的一次是大衰欲死,翻阅佛经,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之时,其时间为李贽在姚安太守任上的万历五年秋至万历八年冬;李贽以佛理释老庄,对老庄的理解升华到一个新境界,表现为《老子解》与《庄子解》。《老子解》完稿于万历九年冬,并随即刊刻。即非万历二年,也非万历十二年。     

关于新四军与八路军在白驹会师的若干史实

在l940年10月新四军与八路军在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时,新四军参加会师的部队是苏北指挥部二纵队六团,而不是二团.八路军参加会师的部队是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而不是三团.会师的时间、地点是事先联系好的,而不是偶然碰上的.     

曹子建《名都篇》主题考辨

关于曹植《名都篇》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说法。从曹植的思想性格、《名都篇》的写作年代、当时的社会风俗以及文学精神的传承四个方面来看,《名都篇》中所表现的宴饮、游侠、斗鸡走马的盛况,并非用来讥刺和感愤,而是曹植思想性格之于创作实践的一种折射,是时代风貌的缩影。     

汤显祖和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

晚明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李贽,对汤显祖深有影响。他俩是否谋面,学界长期未能搞清。笔者曾翻《临川县志》偶见李贽为城东正觉寺写有《醒泉铭》,文中有"是万历己亥,余与汤西儿正觉寺后作系念"一句,此时汤显祖已弃官在家,"西儿"是他的已夭亡儿子,于是提出李与汤有可能在临川会面。而徐朔方先生据此便断为"汤显祖罢官的第二年,他和李贽曾在临川相会"。查林海权的《李贽年谱考略》对万历二十七年李贽寓居南京永庆寺记载甚详,其没有离开过南京。《醒泉铭》实为假冒李贽之名的伪作。《铭》中所说的"系念"也无从认定是对汤氏夭亡"西儿"的"系念"。     

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

借助光绪《江西通志》所载清代中期江西分县户口数据与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江西分府户口数据进行对勘 ,依据判别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之若干原则 ,并加以修正 ,复原乾隆四十一年 ( 1776年 )及道光元年 ( 182 1年 )江西分府人口。应用的户口数据判别原则和修正数据的方法可以为其他地区类似的工作提供借鉴     

曹植《白马篇》的原型蠡测

一般认为曹植《白马篇》是作者“自况”,但实际上它的原型却当是少年英雄曹丕。曹丕有《白马篇》那样非凡的箭术和武艺,他的英雄事迹还传扬四方。当然,曹丕与曹植不和,二人因争夺继承权而水火不容,但这是后来的事,兄弟二人早年关系亲密,《白马篇》成于早年。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冯至诗集新老版本的重大歧异

冯至在1949年以后编选自己的作品选时,对1949年之前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本文通过校对和比较,揭示了冯至诗集新、老版本之间所存在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并且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现代文学中的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