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王夫之的注释学思想初探

<正> 儒家历来主张“述而不作”。古代以“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当然只能是少数,而历代的明白人阐述自己的思想,又往往是通过给圣人作注。名为作注,实际上是讲述自己的学术主张,甚至借注释前人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如乾嘉硕儒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以疏证为名,系统地阐述自己“理存于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论王肃的经学思想

王肃在扬州和荆州两个地区生活了十八年,充分汲取了两个地区经学传统的养分,在他的注经活动中,求真正俗,敢于批评权威,体现了扬州之学的风格;广注群经,创建独立学派,继承了荆州之学的精神。王肃的求真思想,体现在对以往注经错误的纠正上,对荒诞神学的批判上。王肃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恢复儒圣之地位,另一个特点是对经学进行义理方面的阐发,第三个特点是为现实所用。王学与郑学,并非此兴彼亡的取代关系,而是长期互补互争,矛盾共存。这是经学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于经学发展大有裨益。儒家经典中,不乏对自然、社会、人的理性思考,只不过今文经学将这些理性思考淹没在繁琐章句中。魏晋玄学家们把经学变成义理之学,王肃受玄学影响,也比旧的经学家和新兴起的郑学更重视义理方面的阐发。这就使得先圣们对天地人的理性思考被重新发扬光大。这是思想的种子,是南北朝隋唐吸收外来佛教的核心载体,是隋唐以后产生的理学心学的思想基因。     

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对传统经典的历史理解与当代阐释的学理探讨

从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去观照当代"于丹现象"引发的有关传统经典的阐释论争,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不过是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博弈的延续与回应.中国经典的理解史和效果史告诉我们,对待文化经典必须尊重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式的历史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而对待文学经典又必须沿用以多元论为中心的"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不仅如此,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及其具备的形上之维和终极价值已经注定了任何偏离经典本旨的任意解读最终只会因为冲淡了经典的权威性而导致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     

李贽《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上的独特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李贽的思想及性格与魏晋风度一脉相承而又同中有异。李贽一生酷嗜《世说新语》,并曾做过评点,其晚年编撰的《初潭集》一书,又采录《世说新语》近800条,其中180余条有评点。然李贽却称《初潭集》为"儒书",无论体例还是思想旨趣,均与其他"世说体"小说不同,反映了晚年李贽虽然行止狂狷,本质上仍是一心系孔门的儒家士人。《初潭集》在《世说》研究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无疑值得重新审视。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李贽的追原思维与成圣意识

文章在探索李贽思想诸多疑、难点过程中发现,李贽习惯于一种建立于怀疑精神之上的追原思维,这种追原思维实则源于其成圣意识。成圣意识使得他以圣人的殉道精神为旨归,一味追求天人之道的本真、圣人思想的本真,以真圣人和真道为师,从而一生未拜真师。李贽赞赏孔子的殉道精神却不赞成跟在孔子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出发点有二:一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便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二是基于庄子的万物皆有天性的物皆自是和禅宗的即心即佛的思想,以寻找各自成圣的法门,是发掘孔子的真精脉而非否定孔子。     

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前五次反经学高潮

在中国 ,传统的人性论始终以从西汉开始的经学为主导 ,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与经学决裂的过程。中国现代性肇始于东汉末期 ,其过程大致经历了六次高潮 ,其中魏晋时期王弼等人对经学的抨击、唐朝佛学对经学的排斥、宋明李贽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清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对经学的非难、近代西学对经学的冲击形成了前五次反经学高潮。它们是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论俞樾的“因文见道”思想及其学术风格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和经学教育家。他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文见道"是他治经治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训释要尊重古人、原本经典。"以疑存疑"、"大胆致疑"集中体现了俞樾治经治学的态度与风格。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与经学的产生

政治的统一首先需要思想的统一,在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汉武帝登基数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这一理论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学从此在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当时的社会性质、武帝的性格构成以及他对意识霸权的利害分析,最终决定他会取于经学.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及启示

我国古代的经学,由西汉今文经学到东汉古文经学,到魏晋“王学”,到南北朝隋唐疏注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到乾嘉考据之学,经过了四次振荡式发展。造成经学振荡式发展的原因,主要有社会文化需求的阶段性变化、实现儒学社会价值与追求儒经学术品位的矛盾,以及经典文本特点（主要是文词的多义性和句义的可扩展性）这三点。经学振荡式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国学研究,必须贴近现实,面向社会,为大众服务。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