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经学与诗学话语方式的关系

魏晋以降,随着文学的自觉,经学与文学分野。然而,文章渊源于五经,仍然是时代普遍的文学观念。因此,经学诗性思维的审美特质也影响了魏晋诗学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话语方式。依经取义的内容表达,讽颂美刺的功能表达,引类譬喻的艺术表达,是魏晋诗学最基本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直接渊源于《诗》学,然又汲取了《易》学的"象意"说,融合了汉代《楚辞》学。这说明魏晋的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都是相对的,而接受传统、整合提升则是主流。过去的思想史、文学史似乎都把魏晋的思想解放、文学自觉强调过了头,反而部分地遮蔽了历史真实。     

魏晋玄学“贵无”论

世界性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学”也正在“西渐”。由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玄学“贵无”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引人注目的魏晋玄学“贵无”理论的产生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必然结果,是魏晋名士思想深邃的表现。文章认为这种深奥的玄学“贵无”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根植于魏晋社会之中,唯有用这种没有规定性的“贵无”思想武器才能应付动乱的社会现象;所以当时的名士们都持有“贵无”思想。文章还认为玄学“贵无”理论之所以盛极,还在于它渗透于当时名士养生保命、服药治病、人物鉴识乃至文学批评等方面,由此构成富有特色的魏晋风度,使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阮籍与魏晋玄学的演变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是促成正始玄学到竹林玄学演变的重要人物。他的贡献在于将王弼的贵无论发展为自然论,将其崇本抑末说发展为玄远放达说。因而在本体学说、社会理论和理想人格方面都大胆地超越了由王弼所营造的正始玄学的界碑。为嵇康“师心以谴论”营造千古的竹林精神作了学术理论上的准备。     

从刘秀封禅看谶纬在东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为秦汉时期的一种学说。两汉时期，谶纬学说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谶纬学说对东汉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刘秀泰山封禅可见一斑。东汉后期，谶纬学说趋于没落。     

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渊源探略

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渊源可概括为三东汉后期以至曹魏以来用人思想的通达魏晋“反儒慕道”之风与儒学的衰微;少数民族开放通脱文化的影响。这三源在玄学的支撑之下,随着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出现,推动了魏晋名士走上“放达”的道路。     

论“魏晋风度”的超越本性

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具有深刻的理论本性，这就是超越名教、超越世俗等。这种超越本性是通过放浪形骸的外观层面显现的，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挤压，而“魏晋风度”的载体即魏晋名士们的生存忧虑则是超越本性的内在动力。“魏晋风度”虽然以消极的直观呈现在人...     

魏晋士族妇女的风貌

魏晋时期的中国人,经历着政局动荡的痛苦。然而,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又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自由、解放的松弛时期。玄风的炽盛,追求率真自然、潇洒脱俗的艺术性人生构成了魏晋人的生活主旋律。“人性以从欲为欢”,“从欲则得自然”。士族妇女在个人欲望     

魏晋时期监察概论

东汉以来,世族地主经济势力逐步上涨,至魏晋,其势力已形成为抗衡中央的分割性力量,这种私家力量相对强化和中央统治权相对削弱的形势的出现和持续,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的历史特征。作为社会和国家多种关系聚汇点的监察敏感地体验着社会的上述变动,反映出许多新的矛盾现象,这些现象又随着时代的推移发展演化,呈现出特点不同的四个段落。本文先就魏晋、十六国的监察制度作一概括的论述,南北朝部分另文发表。     

魏晋三大思潮的中心主题与层次结构

魏晋思想是一支内容复杂、旋律独特、节奏激扬的人生畅想曲。人的自觉,亦即人的主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我认识与觉醒,则是这支畅想曲的中心主题和基调。围绕着这一主题、基调,形成魏晋思想的“天人新义”。及其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整体与层次结构。从纵的方面来看,如前所述,魏晋思想系统正是由魏晋名理、玄理、佛理等三大思潮组成,它们之间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