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时限界定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三条标准;强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不要只局限于“南陈北李”及毛泽东等少数人的思想与实践,对这个群体中其他对建党有贡献的人也要进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综述

本文就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综述,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其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群体现代化意识等方面的研究状况,并针对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     

陕籍党史人物群体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贡献研究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籍党史人物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群体,创立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了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多支武装力量,是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创建者,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培养了治国人才。     

中国共产党三个"从来不代表"的深层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三个"从来不代表"是一个崭新的论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来不代表"三个群体的利益,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以永葆初心和使命为其内在动力、以自我革命为其自警自省重要法宝的原因.     

利益群体兴起背景下执政党的社会联结机制分析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影响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变量。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不断优化和创新执政党与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其中对新兴利益群体成员的政治吸纳和对新兴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是最重要的两项策略。这种适应性变革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以农民主体性文化视角论社会和谐的构建范式

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的利益需要,唯有将其在体制内加以包容才可能实现农村的动态稳定。从结构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系统的转型,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这一利益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

苏区的节庆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节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下,革命的、大众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国际性的节日庆典文化。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塑造——以新闻活动为中心

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塑造抗日救国形象的宣传策略和方法,不仅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还可以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启示。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塑造自身的抗日救国形象。面向民众时,中国共产党以公共出版物为载体广泛宣传抗日主张和军队形象;面向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等政治群体时,以舆论营造为路径积极交流并支持与保护抗日民主人士;面向海外人士时,以新闻活动为纽带促成驻华记者实地探访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如实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实绩。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策略与多种方法在国统区及海外树立了其良好形象。     

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

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特有的湖湘文化,为其提供了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其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指导思想。新民学会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群体的萌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七大前夕,是群体的形成时期;党的七大以后,是群体的发展壮大时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重视民族问题,关注并支持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为组织发动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通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兼顾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创新传播方式等,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分析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传播中的主要特点,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