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与东亚经济合作

东亚地区以其地缘优势和经济互补优势，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区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点。本文分析了目前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分析“入世”后中国面临的客观现实及对东亚区域合作应采取的立场和对策，对21世纪中国依托东亚，加入全球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

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宏观调控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本文阐述了实现“软着陆”的进程,并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提出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应以调整结构为重点,规范调控主体的行为以及构造必要的调控客体,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谋求经济结构升级等问题。     

论香港回归与中国的发展——论“一国两制”的经济依据和经济意义

“一国两制”是为和平统一祖国而提出的,它既出自政治考虑,更有坚实的经济依据,如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相对性,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市场经济的统一性,港、澳、台地区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等.所以,香港的回归,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的和深远的经济意义.     

经济学透镜下的学术腐败

从广义经济学的角度看,学术腐败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学术腐败者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之所以敢于违反法纪,不是因为他是法盲(学术腐败者往往是精通法纪、善于利用法纪盲点从而逃避制裁的“专家”),而是因为他预期学术腐败收益大于学术腐败成本,是高效益的行为。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学术腐败行为往往都是在学术腐败者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进行过“学术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学术腐败发生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即案发概率,也是学术腐败这种“经济活动”的风险程度)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否通过关系或私下交易逃避惩罚;如果被惩罚,将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能否以“道德处分”代替法纪处分,能否以罚代刑———可行性分析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预期代价即“学术腐败成本”很低,预期收益很大,就可能选择学术腐败。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论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

“总部”与“分厂”是相对应的概念,而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也应该是联系比较密切的两种经济形态。中心城市可以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增强自身实力,周边地区则可以通过分厂经济模式获得发展的“红利”。     

“庞局经济”的运行机理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现代经济的运行机制与"庞局"运行机理有着类似的结构,"庞局"机理是刻画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拟合良好的"理论模型"。"庞局经济"现象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经济发展现实中,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对此尚属于认识盲区。"庞局经济"活动,有时序上的"借新债还旧债"、"寅吃卯粮"形式和空间上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形式。"庞局经济"的主要过程和要素包括:设局、增信、高收益率示范、庞局正反馈、变局、破局。"庞局经济"最终必然走向难以为继而崩溃的结局,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1)"庞局经济"的参与广泛性引发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影响;(2)金融为"庞局经济"提供平台,加剧了经济社会风险;(3)整个社会走向非理性的致富迷局、高收入群体图利中低收入群体,从而造成收入财富结构朝着更加不公平的方向发展;(4)具有"庞局"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要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应着眼于长期需求稳定的实体经济;各个层面的债务(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消费者债务、金融机构债务)应限定在理性范围;金融规模不可超过实体经济需要而超常发展;社会保障应着眼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福利的调剂,而不是"外生性"地增加社会成员福利。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新实体经济赋能中国经济现代化：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内涵与范围不断拓展。作为人类技术的新范式,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三次产业的传统生产范式。数字技术的软硬件开发、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所构成的产业数字化共同构成了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逻辑主线,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环节之后,成为创新理念落地的主要载体,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展新实体经济需要充分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补齐新实体经济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匮乏的短板,以数字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积极参与新实体经济的国际治理体系。     

从雁行模式到“10+3”模式

雁行模式作为影响亚洲经济的重要构想，对东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已日渐衰落，正逐渐向新的亚洲发展模式-“10 3”模式过渡。“10 1”模式则是从雁行模式到“10 3”的过渡模式。     

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波动率缓和、经济增长收敛与经济长波态势

经济“大缓和”、“大波动”、增长型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收敛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然而,鲜有研究将这些概念彼此联系、相互统一并给出逻辑性解析。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典型化事实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增长型长波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研究发现:“大缓和”和“大波动”都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必要形态,它们的平顺交替是增长型经济周期连续出现的前提;而正是连续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才能促成经济长波;通常,在发展中国家追求赶超的道路上,经济长波的出现是最理想的增长路径,长波的前期对应着经济增长“绝对收敛”,中期对应着经济增长“条件收敛”、而后期则对应着经济增长“集团收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集团”,这与首轮增长型长波的成功实现密不可分;而中国新一轮增长型长波的理想形态则是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为起点,长期围绕中高速趋势盘桓,这是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亦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百年中国梦的经济保障。     

美国经济的虚假复苏与国际形势预判

从2009年6月起,美国官方就正式宣布进入经济复苏阶段,时至今日,美国仍在谈论其经济复苏问题。但事实上,美国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如制造业指数、就业等并没有出现正常复苏中应有的增长趋势。随着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渐次显现。而这种负面影响无疑将使国际社会笼罩在危机随时爆发的阴影之中。对此,中国应有充分准备并制定妥善的应对策略。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货币政策剖析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将于1999年初正式启动。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整个欧元区内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单一货币和单一货币政策是欧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将对欧盟自身发展产生许多积极作用。欧盟成员国在经济一致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为如期进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欧洲中央银行在执行单一货币政策时仍将面临一些困难，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问题仍未完全解决，较高的政府债务、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一些不确定因素等都会妨碍货币政策的操作。但是欧洲货币联盟的进展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没有太大的外部冲击，它将稳步发展，并对欧盟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加强引智工作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 ,引智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不仅是世界各国的经验总结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和智力经济的资源流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神庙经济”论与早期两河流域研究

在早期两河流域研究中，特别是涉及有关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神庙经济”、“神庙国家”或“神庙城邦”论依然有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力。其核心看法认为，在最早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神庙占有全部土地，控制全部经济，这种典型的神权政治及其变形对后来两河流域政治经济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因其表达足够简单直接，“神庙经济”论成为把握早期两河流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方便标签。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对有关证据的重新审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传统“神庙经济”论已经基本寿终正寝。另一方面，对两河流域早期神庙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讨论仍然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涉及早期两河流域神庙的新近研究表明，虽然还没有成型的迹象，同样以神庙为关键的新理论可能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腾飞的理论阐释有可能对构建一种早期两河流域研究新的“神庙经济”论提供启发。     

党员干部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加速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重温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员干部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性的讲话精神,对于深入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要而深远.     

基于住房“过滤”模型的住房福利政策的影响分析

住房“过滤”论近年来主要用于住房福利的研究,文章从我国目前的市场情况出发,建立住房三市场“过滤”模型,分析了“两限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处于低级市场并且被低收入者购买、处于中级市场被中级收入者购买等情况下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廉租房”实行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这两种情况下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并给出了结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