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

宋代谢表为臣僚所上谢皇帝恩惠之文书,包括官员升迁除拜、谪降贬徙,或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谢表虽为例行文书,但臣僚常借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官员个人的文学素养、仕宦经历、性格魅力等也会对谢表的内容有所影响。宋代谢表除表示谢恩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它既可以"文饰己过"或"诬毁"他人,又可成为政敌攻击异己的文字证据。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宋代遗诏属仪式化文本，有其固定的结构，一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功业、生死的个性化表述，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二是皇位继承人和太后等身份的安排，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太后、嗣皇帝和宰执各有其立场，一般是妥协的结果；三是办理皇帝丧葬礼的指导性原则，虽多因袭以前文字，但并非可有可无。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即位礼和先皇丧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文本，从寝殿小范围即位，经过朝堂宣读，并通过驿递和登极赦几乎同时传送至地方，先皇去世和今上即位的信息通过它呈波纹状传播，而臣僚通过上慰表、贺表，完成政治秩序上的再确认；朝廷同时派遣使臣分路告谕抚慰，并告哀辽金，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上的平稳过渡。遗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限于此，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才更易把握它的意义，而从遗诏阙失角度更能凸显它在帝后丧葬礼中的关键性作用。     

浅析公文撰拟的语言

公文 ,是依法成立的机关与组织实施领导、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公务文书。行政机关的公文 ,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 ,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作为公文的语言表达时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它的政策性、实践性都很强。因此 ,公文的语言要求就有别于文学语言和一般应用文的语言。刘勰在论述公文语言时说 :“随事立体 ,贯于精要 ,意少一字则意阙 ,句长一言则辞妨 ,并有司之实务 ,而浮藻之所忽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公文的语言 ,少一字 ,多一…     

振祖制以行君道：南宋高宗朝转对制的重建与运行

转对是宋代臣僚议政言事的重要制度途径。该制源自晚唐五代,在北宋晚期,其作为言路构成的政治意义已被普遍认可。然而,意义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制度规范的成熟,南宋转对制的基本模式由高宗朝所奠定。高宗运用制度祖宗法度的属性,迎合流行政治理念明君听纳的君道诉求,希望通过举行转对以兼听谋众,重建政治秩序。由此带来了制度在功能、规范、执行等方面的发展与固化。正是以高宗朝为过渡,转对由北宋尚需君臣推动方能维系的临时求言举措,变为君主听政的固定环节,且逐步发展为一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评价性机制,形塑着宋人对日常政务活动开展的标准化、合理化认知。     

宋代皇位继承无内乱原因探析

宋代皇位继承无内乱原因探析周劲松（杭州大学历史系）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传十五帝，历三百零五年（不包括流亡政府），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皇位继承制度的研究尚属空白”①。皇位继承制度是皇帝制度中第一紧要事，它关系到政权能否保...     

徽学动态

黄山学院冯剑辉博士在某国内图书馆发现一份宋代宝祜四年（1256）的契约文书,经查证,文书中的“武山乡尤昌上都”地名,系安徽祁门县“武山乡”,从而确定这是一份从徽州流出的徽州祁门县契约文书。冯博士的考证,不仅为该份宋代文书确认了域属,也为宋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增添了新的珍宝。由于年代久远的纸质文书不易留存,宋代徽州文书现存已不过几十件。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宋代“特许越诉法”:中华法系行政诉讼之独例

北宋末年起至南宋，皇帝不断颁布制、敕，特许百姓对官吏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越诉”,形成了“特许越诉法”。“特许越诉”的对象是官吏侵犯百姓人身权财产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要求百姓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都是管理相对人即百姓，被告都是管理者即官吏。宋代“特许越诉”的受理机关一般为被告的上级司法或监察机关，管辖机关级别高；对“特许越诉”的审理与监察制度及对相关官吏的追责相结合，力度较大。宋代“特许越诉法”为中华法系行政诉讼制度之独例，彰显了宋代法制居于中华法系极高水平和世界同时期先进水平，其内容对当前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朝鲜朝燕行使节眼中的乾隆皇帝形象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节对满族的描述开始趋于客观,他们将乾隆描写成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且“满面和气”的英明君主,其原因与正祖朝朝鲜君臣心目中将乾隆的地位提升到清朝皇帝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有关。与此同时,他们也指斥了乾隆的专横独断等行为。通过这些描述,塑造出一个比较客观的清朝皇帝形象。     

论宋代官方谕俗文与基层社会控制

宋代教育事业、印刷业发达,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府采取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家法,这些为谕俗文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物质前提与政策背景。宋代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谕俗文向基层社会宣传封建伦理说教、法律制度,有助于礼教深入民间和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借鉴作用。     

子贡与颜回

托媒体的福，现在读《论语》也成了一种时尚。按照引领这时尚的学者的说法：“《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论司法行政服务的几个问题

论司法行政服务的几个问题梁德超１９９４年７月，司法部部长肖扬同志提出司法行政工作要树立“大服务”的指导思想。一年多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树立“大眼务”思想决非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有着实实在在的深刻内涵。首先，在眼务空间上应“无处不在”。即改革深化到哪里，...     

流氓坐了皇帝

皇帝是秩序和等级的代表，而流氓则是游离于秩序之外的。流氓成了皇帝，如刘邦、朱元璋，从野史进入正史，但他们身上的流氓性并没有因此而蒸发掉。他们清楚，如果不运用流氓手段，这皇位恐怕就很难保住。对于老实的臣民而言，皇帝流氓一点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流氓是一种权力，并且是一种心血来潮的权力，不需要严格的程序，不必经过民众投票，完全凭个人兴之所致。流氓的乐趣就在于这种“无特操（鲁迅语），想怎样就怎样。这本来是一种低层次的自由，是一种重复，也是一种破坏。皇帝作为合法化的流氓，他取得了玩弄天下的资格，他在人们叩首…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