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大力提倡仿效日本变法,提倡翻译日文书籍并相应提出了一套翻译理论.变法失败后,粱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以日译西书为桥梁,翻译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积极进行思想启蒙活动.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部分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爱国图存的强烈愿望.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与《太阳》杂志

《太阳》杂志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性综合杂志。编者岸上质轩(Kishigami Shikken)曾采访梁启超,并在《太阳》杂志上刊登了采访内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在《太阳》杂志上获得岸上质轩的几次介绍。梁启超和他创办的刊物为《太阳》杂志提供了中国改革志士的形象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太阳》杂志也被梁启超及其同伴的报刊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已很关注世界各国近事以及国内各地新闻,使读者知晓政治动态和新的学问。参与《知新报》编撰的何树龄也很关心《太阳》杂志,根据何树龄寄给岸上质轩的书简可知,何树龄比梁启超略早就与岸上质轩有了交往。通过《时务报》、《知新报》以及《清议报》,梁启超一直与《太阳》杂志保持着联系,在《清议报》阶段,尤使得双方的交流内容更加具体化。     

论戊戌学会的政治功能

论是作为启蒙史的重要内容 ,还是作为社团史的一个分支 ,“戊戌学会”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然而 ,对戊戌学会政治功能的系统研究及其历史地位 ,仍是一个重要的、有待加强的学术研究领域。本文拟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一、梁启超认为 :“学会”是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新基础　　见于 1 896年 1 1月 5日《时务报》第 1 0册的《论学会》1,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集中论述学会之文 ,为《变法通议》文集中的一篇。全文首先论述了“群”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生存、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意义 :“道莫善于群 ,莫不善于独。独故塞 ,塞故愚 ,愚故弱 ;群故通 ,通…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

论万木草堂的本质属性沈茂骏万木草堂是康有为１８８８年首次上书清帝请求变法失败后，意识到要达变法目的须先培养变法人才，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①，于１８９１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至１８９８年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

近几年来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发掘了一批新资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前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几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折抄本与进呈书原本,为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史料。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真实思想,而且可以澄清和纠正过去作为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主要根据的《戊戌奏稿》的伪造与改纂之误。这也说明有必要对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进行重新研究与再探讨。     

“上清帝第六书”的各种版本及其比较

＂上清帝第六书＂存世的版本主要有四种,分别载于《杰士上书汇录》、《知新报》、《戊戌政变记》和《戊戌奏稿》,本文对上述四种版本加以比对,探寻其间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缘由。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近谋远虑谁能解得失成败论书生——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祭

戊戌维新既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康有为等人没有能力把握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的利益关系,因此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从另一层面说,变法的必然趋势又是不可逆转的.戊戌政变后,变法的部分目的通过曲折的方式、流血的代价,依然得到了迟到的实现.如此说来,变法又不能说完全的失败.戊戌时代,康有为等人极力争取的,其实是绅权.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绅权的申发,一方面启发民智,为扩张民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制约皇权,从而达到"布衣改制"的目的.康有为在投身改革灰暗的现实政治的同时,念念不忘在心中描绘人类社会玫瑰色的未来图景.这种远大的理想关怀,绝非简单的"空想"一语便可轻易打发的.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问题，不但鲜有专论，且疑窦不少，不辨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以点还吸并不发生于袁世出的告客以往认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发生的戊戌政变起于袁世凯的告密，显然有悻于史实。这从后党方面的政变准备，光绪帝与维新党的应变，社会上的舆论等方面均可找到有力的理据。首先，政变是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的。到了七月底，后帝两党的活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康有为自编年谱＞、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都做了大体真实的记述：七月底，上山、杨崇伊赴天津见荣禄，“草折请训政，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邻而面…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陈天华报刊实践活动评述

１９世纪末叶，在国内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及其《时务报》、《强学报》等报刊的带动影响下，湖南谭嗣同、后才常、熊希龄等维新人士陆续创办出版了《湘学新报》、《湘学报》、《湘报》等报刊，大力介绍西方新学和宣传变法，在两湖地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中国的历史进入了辛亥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在这个阶段，极受维新报刊影响并步谭嗣同等湘籍报刊宣传人士后尘的陈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县人），则以其风行一时的《猛回头》、《警世钟》和小说《狮子吼》等几部鼓动性作品，成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海…     

论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之关系

本文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进行了比较,发现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报刊与小说的功能、功用、传播方法的论述上,梁启超的报刊理论与小说理论均有着极度相似之处,而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梁启超,视任何媒介均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从此视野出发,他所能看到的和乐意看到的就是报刊及小说的宣传功能。在理论阐述上,二者之间以政治为纽带,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提起戊戌变法或变法维新运动,人们通常将变法实践局限于“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即从“诏定国是”颁发之日起算,而对此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多视为康有为等维新派自下而上为变法大造舆论。这貌似符合“从舆论准备到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程式,实则不然。因为它不能还原出变法维新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光绪皇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实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均有违于历史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本文主要依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内的谕旨,析论这三年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