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土弁设置与管理制度调适

清代的土弁职衔设置,专指雍正改土归流之后按照绿营弁衔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设置的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武职。程序上,土弁应系经中央政府批准后,由督抚佥给委牌委任,而非由中央政府颁给印信、号纸进行直接任命;隶属关系上,土弁始终归地方流官管辖,并与流官形成“流土并治”格局。因此,清代土弁制度是独立于传统土司制度之外的一套新的边疆管理体制。概言之,清廷不仅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地进行土弁设置,更因时制宜地确立土弁的承袭章程并裁汰地方官擅设的土弁,从而在制度规范与运作实践上对边疆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以适应边疆治理形势的变化。     

明代“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探析

明朝建立后 ,为了消灭蒙古贵族和边疆各地的割据势力 ,收降和治理少数民族各部 ,缓和民族矛盾 ,实现全国统一 ,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在民族方面制定、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 ,对于明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明王朝的兴衰存亡关系重大。明太祖在“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的民族观指导下 ,制定了“恩威兼施”的民族政策。这项政策强调 :“治夷之道 ,必威德兼施 ,使其畏感 ,不如此不可也。”1“盖蛮夷非威不畏 ,非惠不怀 ,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 ,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 ,惟威惠并行 ,此驭夷之道。”2 威是指军事…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论语》“子欲居九夷”确解

<正> 《论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罕》)又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此二节似应合并综合考察,因为所说的内容均为孔子“干者七十二君,……一君无所钩用”(《庄子·夭运》)后的牢骚语。虽不必真的就立刻启程,但所言去向必非泛语,则是显然的。九夷,一般释以“东方的夷有九种,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四书白话注解》上册八九页),此说源于汉朝马融。马融释《论语》“九夷”,即云:“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九种夷的名称,则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在列举九夷之名后,亦言:“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究其实际,此说大可商榷。第一,九夷分布范围极广。古华夏族团视四周的少数部族,均称之为“夷”,并不限于东方各族。如畎夷显即西方的犬戎。《汉书·匈奴列传》:“周     

孔子诗乐美学中的整体性概念

前言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在孔子的时代已感到那是一去不复返的乐园 ,在孔子之后 ,那更是一种“永恒的乡愁”①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 ,“礼乐之治”是一个美学化的社会 ,在此 ,政治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获得民主、自由、平等、正义 ,而是达到了美的境界 ,在这样的社会中 ,上述那些政治领域中的积极价值都不是在法制规范中勉力获得的 ,而是在美的涵泳陶冶之中自然而然达到的。因此 ,儒家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无政治的政治。按照孔子对先王之道的理解 ,这个美的社会是经由礼乐教化而达到。就诗礼乐的实际关系而言 ,乐在…     

明代文学论争的发生及其研究价值

文学价值的神圣化、功能的世俗化和传播的市场化 ,这些异常状况促成了明代文学论争的激烈发生。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明代文学及其论争价值的消极判断 ,影响了对此论题的深入研究。明代文学论争已具有“潜近代”特征。它是一个可靠的参照系 ,不仅可以见出明代文学风尚的迁替 ,也可见出学术与政治格局的演化 ,以及士人心态的转换     

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本文对明清两朝在东北实施的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剖析利弊得失。认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 ,妨碍国家“大一统” ,导致东北动荡不定 ,国家陷入危机。清朝突破传统观念 ,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 ,将东北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系统 ,并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一统” ,维护边疆的统一与稳定。清朝的治边政策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论孔子比德式思维及其对审美范型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礼”是由巫术文化的象征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庞大的象征系统。孔子及先秦儒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学艺术观是典型代表。对自然物,孔子以象征思维方式进行观照,开创了比德式思维传统,经过历代文人传承,形成了诸如松、竹、梅等几种固定的审美艺术范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朱元璋兴学立教的社会功能探析

本文认为，在百废待兴的明初，朱元璋之所以投入极大精力创建学校，把学校与农桑放在同等的重要位置，是因为他对学校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认识。朱元璋兴学立教的社会功能相当广泛，不仅具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材的功能、教化与善俗的功能，而且有谘政议的功能、安边抚远的功能。也正是学校社会功能的发挥，为朝廷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材，适应了大明帝国从“武定天下”到“文以安邦”的社会转型以及新老交替的需要。而学校对全社会进行教化与导民善俗则在屏弃元季陋习，扭转日益颓靡的社会风气，重构明朝封建统治秩序以及安定边疆、招抚邻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因明代学校教育以政治功能为第一目的，而不能发挥出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深深打上封建专制的烙印，使师生思想受到箝制，乃至身心遭到摧残，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从《论语》“君子”情怀看当代作家的文化品格

《论语》蕴涵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君子”文化尤为典型,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绵延产生了深远影响.“君子”既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承栽了丰厚的文化精神,又是一种文化情怀,被赋予了完备的文化品格,它是孔子人格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小人”文化泛滥成灾,甚而出现文化品格缺失,文学使命游离,从而导致文学的世俗化、侏儒化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当代作家必须加强文化品格涵养,而《论语》“君子”情怀对此具有重要的现实参照性.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自明代起开始了对忻城长达近五百年的统治,其间,莫氏土司深受中华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尊崇儒家“德治”、“仁政”政治伦理为其治理之道,遵循效忠王朝、仁民爱物、勤于政事、节俭勿奢、睦族匡政等土司官族的政治伦理规范,并倡导博读经史、敦行慎言、乐善改过等为其官族道德修身的基本方法,形成了颇为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很好地促进了忻城社会发展。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清朝传统治边政策转变的经济原因及其启示

近代以来 ,清朝政府逐渐放弃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的“因俗而治”的政策 ,开始推行设州县、置行省 ,使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它标志着清朝传统的治边政策已发生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的发生 ,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之外 ,也有经济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土司“所属司”类型、生成路径及特点研究

土司“所属司”即大土司领下的朝廷官授土司之省称，大别为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类下土司，以及土府、土州、土县类下土司。两类“所属司”与朝廷关系言，属中央王朝政区合法基层官员，朝廷要授予印信、号纸、官服，职位准许承袭。与被统辖的大土司关系言，为其属官，接受其派遣和命令。“所属司”生成路径有王朝更替归附者，有政区管理划隶者，有招抚他族、征战有功者。“所属司”设置，巩固了土司的国家认同，对于探讨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智慧，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     

论孔子的“克己”“复礼”“爱人”

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的时候,提出“克已复礼为仁”,在回答樊迟问仁的时候,提出“爱人”。孔子谈仁,重视克已工夫,复礼乙是克己的重要条件,爱人是克己的政治要求,复礼与爱人的政治性是强烈的。在孔子的仁的思想里面,贯串着修己治人之道,这是他的仁的见解的本质。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君子的时候,提出“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敬”,就“克已复礼为仁”说;“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就“仁者爱人”说。“修己以安人”,与“君子学道则爱人”的道理相通;“修已以安百姓”,与“小人学道则易使”的道理相通。孔子在谈修己,谈敬,谈安人,谈安百姓,都是在谈仁的修养。克己、修已是不能从抽象的角度来谈的,需要有一定的具体内容。孔子谈仁,提出复礼作为克已的     

略论孔子政治理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孔子的政治理想大致经历了“以礼救时”、“以仁匡世”、“以无为治天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以无为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政治理想不断发展、不断扬弃的结果,是在更高起点上对于“礼”和“仁”的复归。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传述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他怀疑天命鬼神,重视人事;主张以“仁”为中心确立各种典章制度;重视仁德、礼义,轻视生命和物质利益;提倡“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的方法原则;强调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孔子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并由中国传播到世界,是推动社会走向理性、文明、和谐、有序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