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论中国先锋小说的“无时性”叙述

“本文时间”探讨是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中国先锋小说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它的“无时性”。这种叙事结构有它深厚的哲学基础。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逃离：“苦难”与“人性”的双重变奏张存学小说论

在当代的文学批评中,西部文学、尤其是甘肃文学常常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其中有一两位作家被偶然提及,也总有一点跑跑龙套的感觉.许多人似乎只是以惯例来推论,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上会长出什么样的参天大树呢?但事实上,文学史的常识理应是:经济的落后并不代表文化的贫瘠,古代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下所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甘肃与中国现代的思想论争无关,与新的潮流总是存在的难以超越的隔膜,在一意求"新"的20世纪叙述话语里,甘肃文学总是难有其存身之所.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甘肃文学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其对苦难的书写,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了甘肃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在他追赶时代的脚步中,沉潜下来许多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中国当代创作界也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在我看来,张存学就是值得去重视者之一.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试探

作为现代西方一种重要的学术论调,“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主要包括：尼采的直接启发;悲剧传统的强大压力;系统的现代悲剧理论缺席;现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策略.“悲剧衰亡”话语发轫于20世纪早期,而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战之后,当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卢卡斯和克鲁契等人.     

论叶广芩家族小说的“贵族”情结

出身于清朝贵族世家的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清朝京骑贵胄生活的"家族小说"而享誉文坛。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为她的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贵族的生活、贵族物文化、贵族子弟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得到鲜明的呈现,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对历史语境中传统贵族文化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叶广芩家世背景及其小说创作动因的分析,探讨小说所体现的"贵族"文化情结。     

鲁迅的“油滑”灵感:现代中国小说的创造性要素

本文通过简要考察张辛欣、韩少功、刘恒在1980年代发表的三篇小说,来分析评判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将神话隐喻引入小说创作的前途与危机.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实验远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识的更为激进.油滑往往比偏见更加富于游戏性,特别是当油滑源自他对时间倒错这个口碑极差的文学策略的自由使用.鲁迅在小说中对于象征和寓言有非常复杂的应用.神话为关心文化认同问题的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但同时,鲁迅所认识到的神话创作危机依然困扰着当代作家.神话创作实际上会抑制而非激发创造力.     

怀旧的后现代主义——兼论“新维多利亚小说”再现历史的政治

针对学界"怀旧的后现代主义"的提法,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伴随着文化和理论界的"历史转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呈现出的怀旧特征。进而论述后现代主义对待历史和传统的态度与立场。后现代主义者并非一味鼓吹"历史虚无论",也不是单纯地为怀旧而怀旧。在借用历史和传统时,他们戏拟与反讽并存,历史的救赎意识与反思精神同在。最后以英国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为理论模型,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再现历史的政治。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中国债务陷阱论”的兴起及其实质

近年来,美国、印度等国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重要节点国家出现严重债务问题为由,指称中国贷款使债务国落入债务陷阱。在他们的炒作下,该论调在国际社会逐渐兴起并蔓延开来,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一带一路的话语工具,企图在中国与相关合作国家之间植入木马。该论调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美国与印度等国家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它的蔓延还和参与一带一路的某些国家自身出现严重债务问题、某些债务国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等因素有关。该论调的兴起路径体现了印度与西方的联动、西方与某些债务国的互动特征。鉴于此,探索超越诸多不实论调的路径,推进有效的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拆除深度与意义的重建——论“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意识形态性

形式和语言在＂先锋小说＂中具有先在的重要性,但二者又都被放置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突出其＂现实＂内涵和指涉功能。因此,＂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感觉化、直觉化和不确定性特征,既反驳了此前小说对本质论叙事的注重,又通过对整体性现实、理性主体、总体性意义和形而上中心的颠覆与解构,而最终完成了对＂新时期＂人的主体性话语的内在消解。亦即,从语言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既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设计的后续推进,是＂人的主体性＂倡导的组成部分,又是对＂新启蒙＂和＂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及其存在的非正当性,＂自我＂也就在符号能指链的滑动中无限延宕,并随着意义的弥散而成为一个不断分离、裂变的角色,我们无法从＂先锋小说＂中看到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激情。     

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的儿童形象嬗变

实用主义教育观是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儿童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但这个理论却在此时出现了异变,其对杜威的原点思想做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只强调实用二字,只要求儿童小说能够起到教训作用。其原因有三: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的文艺指导方针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极端解读,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急需,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三者合力,最终致使十七年时期的儿童形象只集中表现于两大类:少先队和革命儿童,并呈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嬗变轨迹。     

“小说的近代史”－－论李Jie人的“大河小说”

李劼人是白话小说的先驱作家 ,他的由《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组成的长篇系列 ,通过特定的时空窗口 ,反映中国近代重大的历史事变 ,描绘广阔的社会图景 ,表现各派力量的消长起伏和思想人心的曲折走向 ,努力把握时代转折和家庭聚散 ,展示社会思潮和民情风俗 ,刻画城乡人物和各色性格 ,堪称以艺术“书记”历史的“大河小说”。小说格局宏大 ,布局严谨 ,笔触细腻 ,语言生动而富于川味 ,将乡土文学与历史小说作了成功的嫁接 ,成为 30年代现代小说的宝贵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