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引言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限於本文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像“法”、“术”、“势”的学说也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此外,韩非的思想与早期法家的关系也未涉及。这些问题要另作专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都是为了阐明韩非如何从社会关系、从考核名实、从历史发展以及从世界的总规律(道)各方面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对於一切具有保守或“改良”倾向的先秦各学派展开思想斗争的。韩非的“法治”观点实质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韩非的“法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和一切反对“法治”思想的各派学说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它极少讲到“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正因为这一理由,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中就不止作为一个法律或政治家的身分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分出现的。     

政治判断及其伦理立场

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判断，政治判断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从内涵上讲可以是一种政治认识的跃迁，也可作为政治思维的形式，同时还是政治现象的价值评价，更是一种政治行动的能力，不能对政治判断进行单一理解。从类型上讲，政治判断可以区分为政治事实判断、政治价值判断、政治指令判断三种，不过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出现交叉重叠的情况，甚至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任何政治判断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都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受价值观的支配，其中政治伦理的立场对于正确的政治判断最为根本，因为政治与伦理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新时代政治判断的伦理立场就是责任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忠诚的立场与历史的立场。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非道德政治观平议

用功利的观点解释社会政治生活，是韩非与马基雅维里的共同特点。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政治的目的不是道德的良善，而是统治者卓有成效的统治，君主是否具有做恶的艺术出品德的优劣更为重要。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对于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韩非法治思想评析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提出的法治学说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所确立的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做了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评价古人思想所应采取的方法。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

论韩非与荀子无思想承传关系张涅一般认为,韩非曾师承荀子。所据史料是《史记·韩非列传》的记载：“与李斯俱事荀卿。”不少学者还对两者的思想作这样的逻辑联系：荀子由儒家迈向法家,韩非承之集法家大成;荀子思想的核心是“性恶”,韩非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御臣之术...     

论韩非的历史观

韩非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了战国后期法家学派对历史大变动和历史进程的观察与思考。韩非对历史考察提出了一个“异”字和一个“变”字，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但却把历史文明的创造归结于圣人的作用，反映了英雄史观。韩非从人们物质生活的供求关系和人口数量的众寡来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夸大了人口增殖的速度。韩非提出“参验”说，反映了他的求实精神，但这一思想是为其狭隘的功利主义服务的。     

论法家政治思维的角色转换——以西方马基雅维利研究为参照

马基雅维利与先秦法家诸子,都以“政治家”立场提出各种应对政治生活复杂情况的谏言,公开了人类政治的非道德特质,从而陷入双重困境：伦理困境以及自我实现困境。中国学者对法家的研究,缺乏西方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研究那样的理论深度。借助西方学界马基雅维利研究,可以为中国的法家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方法与理论借鉴。马基雅维利与法家诸子的历史命运,给后世同情理解他们学说的“学者”带来困扰,同时也带来一种角色转换的契机。“学者”立场的法家政治思维,侧重思考政治的本质并寻求法家遗产的积极功能,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法家研究的角色转换,意味着将法家学说阐述的道理视为人类政治的固有特性,在深刻洞察人类政治本质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法家政治形上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由《管子》应然的政治形上学向《韩非子》实然的政治形上学发展,其实质就是由关注政治伦理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政治实然形态的视角。法家以道与天地万物的形上秩序为依据,构建一种以君道为核心,以君、臣、民为结构的政治秩序,涉及“一”与“多”、“常”与“变”、“显”与“隐”、“无弃”与“干涉”等人类政治的根本困境。《管子》以道与天道之价值来统摄政治,对恶的或非仁义的手段持否定态度;而《韩非子》则以道理论之存有原理为依据,主张圣人以“缘理”和“取情实”来指导实际的政治生活,黑白、善恶皆蕴涵于其中。人类政治既有存有层面的客观事实及其必然道理,又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道德原则,是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韩非子真正从政治形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政治奠基并指出了人类政治的实质。     

韩非思想渊源辨正

<正> 出色的思想家,总是吸取各家学说之长,来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法家韩非除继承(包括批判)前代法家学说外,对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思想也有所取舍。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韩非摄取各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卓然成为法家巨擘。《汉书·艺文志》论诸子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是精到之论。本文仅就韩非思想渊源,略加辨证。(一)道家。司马迁点明韩非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的《解老》、《喻老》(以下引韩非说,仅标篇名)两篇,是阐发老子思想的专论。对     

儒道墨法文艺价值观比较

儒家坚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文艺价值观,道家以其“无为”思想否定礼乐文明,墨家和法家从极端功利主义立场否定文艺。四家的文艺价值观与其人性论、历史观、价值观有关。儒家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的能力,肯定人的各种需要,其文艺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道家追求超越功利、社会、文明乃至生死的精神自由,最得文艺的真谛;墨家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肯定物质需要,否定精神需要,强调“天志”、“鬼神”,其文艺价值观是非人文主义的;法家以国家、国君为中心,否定个人的价值和需要,其文艺价值观是反人文主义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正> 韩非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新兴地主阶级激进的政治家,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思想体系的出现,在先秦思想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思想体系中起指导作用的宇宙观与方法论,进行较细致的探究。概括地说,韩非学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功,是和他较系统地把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以及逻辑思想结合起来相联系的;而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过趋极端与独断主义的糟粕,也和他的思想方法中存有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分不开。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认真地给以总结。     

"法家独尊"何以可能——试析韩非为确立大一统帝国统治思想所做的理论努力

在确立统治思想过程中,韩非认为治国之道不可兼任杂反之学.既然不可兼任,就必然出现独尊一家的形态.统治思想层面上独尊的必要性需要来自天道和人道层面的依据.韩非以矛盾说揭示了两难困境.论证了一尊的必要性,解决了天道上的"为什么要独尊"的问题,人道方面"为什么要法家独尊"的依据则是韩非提出的以人性自私论与人性不改易论为内容的单一人性论.韩非的理论努力为后来的黄老和董仲舒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前鉴.     

韩非政治思想略论

<正> 对于韩非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历来评价过高,已不无美化之嫌。本文准备就几个问题,略作浅论,意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在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者一般认为: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纠正了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商鞅只讲法不讲术,慎到只讲势不讲法的弊病,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     

时态论面临的语义解读问题

时态论认为语言中的时态表述单位不但表述了时态化思想,而且表述了世界的时态化事实,这导致了时态语义的现存论立场：认为关于世界的思想和事实的元语言表述也是时态化的,世界的思想和事实基于时态化立场而得到描写和理解。这一立场引发了时态语义解读的困境：首先,它基于主观视角的唯一性,排斥了当前之外事态的存在,从而拒绝了事态的偏序关系;其次,时态化的元语言不能准确反映其时态提升为算子的对象语言的含义。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存论没有区分认识论和本体论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也不恰当地排斥了量词（如兰姆达算子）的组合计算方法。解决相关语义困境依赖于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参照视角和使用合适的组合性方法。     

老子、孔子及韩非思想四题

儒道两家社会思想之分歧 ,可以用要不要仁与义的社会生活原则来概括。将儒家所述“大道之行”的时代说成是孔子的一种理想是不对的。老子孔子都讲到法自然和无为的政治 ,其具体旨趋虽大不相同 ,但又都包含了反对苛政 ,强调统治者道德在政治中的决定作用的意义 ;韩非则极力推崇权势和法律刑罚及权术的作用 ,这种学说在实践上导致了秦的暴政的发生。在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上 ,儒道法三家都认为控制人的欲望乃提高德智修养的起点。文章主要就老子、孔子及韩非之学谈一下先秦道家、儒家及法家思想之异同的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