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鬻熊为火师说

文献记载我国上古各族的历史,涉于神话和传说,这于楚族也不例外。因此,在认真清理楚族早期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用科学态度对待有关神话和传说的问题。这就是要批沙拣金,从大量纷纭杂乱的文献记载中,剔出封建迷信和后人附会的成分,提炼出可信的楚族早期历史。拙文《“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旨在从前人岐异的记载中,探索周楚早期关系的一段历史,说明“鬻熊为文王师”的“师”即是文献和金文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正> 战国秦汉时期,曾把遥远的北方看作是“飞鸟之所解其羽”、“群鸟之所解羽”的地方,见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鸟类要到这种苦寒的荒野来“解羽”,以至“积羽千里”,使得某些旷原、流沙、大泽、高山以此命名?这既找不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也找不到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方面的说明,应该说是一个待解之谜。关于这个地点,文献记载也说得很恍惚。《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天子传》郭璞注引),指的是沙漠地带;(《穆天子传》中,确有这个地点,说在“西王母之邦”的北面,“千有九百里”是片“旷(郭璞注引作广)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乃于此     

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

对我国开始种植玉米的时间和美州的发现问题,本文不同意习惯的看法,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入我国。文章根据古籍记载、文物考古资料,井吸收了今人有关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我国慧深和尚早在哥伦布一千年前就登上了美州海岸;《梁书·诸夷传》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中的扶桑和古代石刻中的扶桑,都是同一种粮食作物——玉米;早在上古“禅让”时期,地处岷山高原上的夏部落就开始种植玉米了。     

王韬的《扶桑游记》

王韬(1828年——1897年)是中国近代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其所著《扶桑游记》,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其中涉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料,值得注意。1879年,王韬到过日本,结识了黄遵宪和不少日本文人,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与日本学者增田贡、本多正纳及诗人佐田白茅等建立了友谊。《扶桑游记》记载了作者在日本九个月里的见闻:诸如记叙和驻日使节何如璋、张斯桂、廖锡恩及《清史稿》外交文章执笔者吴广霈等,一起参加的一系列交流活动.书中还记载了明末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这是一本研究清代末叶中日文化关系的参考书。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

自两晋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家对早期拓跋鲜卑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魏书·序纪》最早系统地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是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于拓跋鲜卑的内容是以《魏书·序纪》为蓝本的后代史家记述,没有补充新史料,只能作为二手资料使用。     

《楚辞》二题

“若木”新解屈原在《离骚》中以浪漫的手法写“上下而求索”时说:“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对于句中的“若木”,旧注多据《山海经·大荒北经》:释为神话中生于日入处之大树。依此,屈原诗句的意思就是:“清早饮马于咸池,然后栓在日出处的扶桑树上。折下日入处的‘若木’拭拂太阳……”,那么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日出“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变成了“拂”于“若木”。二是刚在日出处“总辔”,却一下子又到日入处“拂日”了,变化太快,而且“雷师告余以未具”,还没有准备好,说     

邮政·邮票·集邮史话

邮政的发展历史总是同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历史紧密关联着,因此,了解中国邮政的历史渊源,是研究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邮政,从商代早期的传递信息活动到清朝“裁驿归邮”,历经三千余年,比古代有名的波斯、罗马帝国邮政的产生更要早。商代甲骨文记载:“来僖自西,告曰:土方征我于东鄙。”“来僖自北……”据专家考证,“僖”即为以后之“竖”,就是报告军情的戍卒。这应当是我国最早记载邮政通信的文字资料。周代称邮驿为邮,亦称“置”,同时出现白天举烟,夜晚放火的烽火传递信息的办法,这是人类在应用电信以前的最快的简易通讯方式。《春秋》、《左传》对邮驿有称“遽”,称“传”,称“驲”的记载。“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意思是说     

“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杞，在先秦史中是一个小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记述，列入《世家》之中。《史记·陈杞世家》有杞国国君的世系，对其事迹则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而根据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杞国历史文化并非“不足称述”。自清朝末期以来，在今山东新泰市境内出土一批有关杞国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皆有“杞伯”之记载。于是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前辈学者虽然对其铭文作过一些考释，但未作过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杞国历史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区域…     

“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新释

“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①学术界历有存疑者,究其争论,皆因文献记载各殊而抒己见.正如《淮南子·本经训》说:“昔共工与高辛氏(帝喾)争为帝”一样,《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又换成了祝融,说:“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     

漫谈我国古代儿歌

我国古代民间文学遗产非常丰富,而古代儿歌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我国采集儿歌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在《左传》和《战国策》中就保留有两千多年以前的儿歌。不过古代不叫“儿歌”,而称作“童谣”、“孺子     

论"织贝"出海南

《尚书·禹贡》中记载天下九州物产土贡时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南宋蔡沈《书经集传》释织贝为锦名,“织为贝文”,亦即织有贝形纹的锦,《诗经》中有贝锦。是说影响较大,但是,织有贝纹的锦可以称贝锦,而称作织贝则不合于中国古代对于织物的命名习惯。蔡氏又说:“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根据汉以后文献记载,我国两广、福建、海南一带居民称木棉或木棉布为吉贝或古贝(吉、古字形相似、古音相近导致讹混),最早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提到闽人呼棉为吉贝,同期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五…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太伯奔吴与先吴史事试探——从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图象文字推论周代吴国前期情况

吴国前期,即吴太伯至吴王阖闾前后一段历史,可以说是“文献无征”。只有《史记·吴太伯世家》开始有一点记载,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吴太伯传》稍详。此外如《春秋左氏传》、《国语·吴语》以及《越绝书》等仅写吴王阖闾、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践间的斗争事实,而无先吴史事。 本世纪五十年代,我来到福建师范学院。偶与福建文管会秘书韩阅书同志谈福建省文物普查的情况。说到在福建华安县汰内乡汰溪仙字潭上有一段摩崖石刻,像画又像字,历来认为是仙人的笔迹,故称仙篆,地名取为仙字潭。《漳州府志》记载说此刻石韩愈曾看过,韩文公翻译说是:“诏还视文鲤鱼天公卑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不知何据?也不知何意?直至1935年,广东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扶桑国之谜”的研究史及流派述评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历史疑难问题吸引着人们去钻研探索。“扶桑国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百多年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歧很大,流派很多,存在日益复杂难饵的趋势。对“扶桑国”的研究探讨,自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中国人沿美溯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报告后始为世人瞩目关注。①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小范围的研讨争论则从1752年8月28日德·歧尼与在北京的科贝尔神父书信讨论《文献通考》时便开始了。同年10月30日及11月8日科贝尔神父的信都提出了反对德·歧尼的意见。②当德·歧尼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在同年12月的《学人》(Des Scarans)杂志上     

羌族古籍瑰宝《刷勒日》图经

羌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古史中有“禹生西羌”的传说,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羌族在夏朝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殷商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羌”的大量记载。在漫长的历史中,古羌人创造了灿烂的羌文化,而《刷勒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刷勒日》于2015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成为国之瑰宝。     

“出日”与扶桑

<正> “扶桑”与传说中的日出之地有关。但扶桑是什么?在哪里?其传说是怎样衍生的?一直是个谜。它引起人们对东海之外的玄想古已有之,本世纪以米,又与美洲及其土著文化联系起来,成为反复论证推求的课题。罗荣渠《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从扶桑木的特征、古代远洋航海的可能性、“石锚”产地的推测、古代文化的传播规律方面作了深入的辨析,排除了扶桑在美洲、在海外的可能性。但文章从佛教     

远古浙中伏羲族迁陇历史的卦象记载探析

根据伏羲与中华卦爻符号一体难分的学界共识,丽水出土了64卦,故浙江跨湖桥文化即最早伏羲族的考古对应者。《周易·说卦》则用卦象记载了浙江伏羲族于距今7 500年前后遭遇水灾而远距离迁徙西北的历史。其中,《说卦》第五章呈现出的“未济”卦象,既记载了伏羲族遭遇水灾而吃不上饭的处境,又留下了遭灾处即“丽水”的地名。而今“丽水”即跨湖桥文化所在地,这构成了浙江伏羲历史为真的证据链,难以推翻。《周易》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产品,保留《说卦》,意在总结伏羲自浙迁陇以来历代治国者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信念,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核心价值观。     

英藏呼图克图史实考

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蒙古——卫拉特人历史上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卫拉特人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一事。自此,卫拉特部中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僧人,并出现了一些名僧,如咱雅班第达等。在咱雅班第达返回故乡以前,卫拉特部宗教阶层中也产生过享有一定声望的僧人,例如英藏呼图克图就是。他在托忒文及藏文文献中除此称呼外,还被称为温萨活佛,在清代文献中也被写成“尹札胡土克图”和“尹咱胡图克图”。 在托忒文文献德迪的《蒙古根源史》中记载有:“著名的温萨呼图克图是佛祖生前大弟子的转吐佛”。但其中没有交待有关他转世的详细情况。而藏文文献《汉蒙藏史略》则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