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第1～12期)总目次

【廉政论坛】构建和谐社会与反腐败斗争邵景均(2.3)中国惩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宫立云(2.9)从领导学的视角看廉政张双喜(4.3)晚清时期制度性腐败对官员民本主义政德的消蚀黄滨(4.9)中国古代廉政学说的道德基础程潮(4.16)改革创新纪检监察制度是遏止腐败的现实途径马敬仁(6.3)从生活世界理论的视角看钱权结合与腐败夏宏(6.9)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社会管理全过程探析江咏川,欧阳钦顺,赵辉(8.3)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倪星,程宇(8.8)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杜治洲,任建明(10.3)炫耀性政治行为现象及动因分…     

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

南宋中期,官吏腐败,赋役苛重,农民起义。为了治国纠弊,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实行轻徭薄赋,赈救灾民,发展农业,严惩贪官。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即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故而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请用"仁学"代替"儒学"——给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仁学指涉着:先秦伦理学思想;儒学指涉着:秦后出现的综合制度性现象和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当前国学之战略性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是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     

《大学》政德修养思想与当代领导干部的以德养廉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教育大纲的儒学经典《大学》,建构了为政官员政德修养的完整思想体系,强调“修身”为根本,修身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理想目标,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使命,对当代领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实行以德养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法国殖民统治下越南儒学教育的嬗变与终结

从中国引入的封建儒学教育,是古代越南社会最为重要的教育方式。自近代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以来,在其殖民统治下,经由拉丁越南文取代汉字,建立法式学校,儒学教育的改造,新学的破灭,以及以法国教育制度取代儒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的嬗变,古代越南的儒学教育最终走向了末路。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进一步加强反腐保廉制度建设与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思考

官员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长期不满的一个社会焦点,是弱化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强大腐蚀剂。进一步加强反腐保廉的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使任何权力及其运行过程都处在阳光之下,受到制度法规的约束和监督,是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权力腐败、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措施。当前要建立和完善并使其法规化的反腐保廉制度体系,主要应有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对挥霍和浪费公款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持有外国国籍和＂裸官＂的领导干部的使用和监督制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宣誓就职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等。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做反腐保廉和遵纪守法的模范。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诱致腐败的心理基础。如果制度存在缺陷,使腐败活动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腐败自然趋于泛滥。文章构建了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一收益模型,指出腐败的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败成本则包括预备成本、实施成本和风险成本,具体分析了贿赂型腐败和贪污型腐败中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认为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缺陷,必须严格地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将廉政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     

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腐败活动是源于既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的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彻底的反腐败应该是一场长期的、全面的制度性的努力,即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改变腐败活动的成本收益状况,把腐败活动的私人总收益降低到最小,并把惩治腐败的社会总损失降低到最小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论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法律规范日趋完善,司法公正却面临着现实困境。法官腐败屡见不鲜,特别是群体性、团伙性的法官集体腐败案正成为法官职务犯罪的突出特征。这一现象既折射出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折射出法官道德自律的缺失。规制法官司法腐败离不开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这两个维度,即整体的司法制度规范维度与法官的司法道德自觉维度。这两个维度体现了法官活动的本体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司法制度伦理优先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高于司法制度伦理,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相互转化,二者相互契合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论学术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学术腐败治理路径

高校学术腐败现象频繁有着深刻的学理根源。在以效率取向学术制度安排和公权力渗透学术研究背景下,部分学术共同体蜕变为“学术特权利益共同体”,以知识／权力共生的双面形态左右学术研究的运行轨迹,垄断学术资源和破坏学术民主;大学独特的“单位制度型学术”,形成“保护一束缚”二重机制,极易滋生体制内学术腐败;权力场域和利益博弈的强势存在,是学术腐败的深层制度诱因。为此,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和自律、重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边界,协调权力和利益、构建高效清廉的学术同行评议制度,克服学术研究目的的伦理模糊、强化学术腐败的伦理矫治,是治理高校学术腐败的有效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和各级纪委全面履行职责，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纠正不正之风，促进干部廉洁自律，出台法规制度，加强党内监督，依纪办案，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维护党员权利，加强国际合作；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伟大贡献。面向未来，全党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加大惩治力度，更加注重预防和制度建设，注重落实。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演变实证分析

利用发生于1990 ～ 2012年间的849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案件信息,分析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规模较小;2000年以后腐败规模开始扩大;2006年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出现新一轮腐败高潮.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活动内容的研究表明,“涉地”项目和“三农”项目中的腐败活动较为严重;我国农村改革各阶段不同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腐败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集体腐败突出,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多、加深趋势.     

腐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腐败问题的解决需要采取制度措施。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决定腐败的机理,揭示了中国现阶段腐败的制度根源:现有的制度导致公共决策领域的范围太大,腐败的机会增多;其次,现有制度导致公职人员行为的激励机制扭曲;最后,现有制度对腐败行为的约束机制不足,惩罚太轻,使得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很低,腐败行为相对“廉洁”行为来说非常“合算”,使腐败行为大量发生变为现实。文章提出了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司法腐败的基本特征及其预防对策——基于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1990--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司法腐败呈现出渎职化、高端化、权力寻租组织化、经营化、长期化等外在特征和司法体制过度行政化的内在特征。预防司法腐败的基本构架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体系,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诉讼体系,以检察权为核心的司法内部监督体系和廉洁自律的职业伦理体系。     

中国司法不廉“零容忍”制度构建论——基于法官“经济人”角色之分析

司法不廉作为中轻程度的司法腐败,是中国司法语境下一个特有的概念。司法不廉"零容忍"指对法官偏离司法公正寻求不当私利的腐败行为,无论不廉洁程度多么轻微,容忍度都必须为零,法官都要被追究责任而绝不放过。司法不廉"零容忍"对于我国司法领域的反腐倡廉而言,具有相当的紧迫性、现实性和必要性。就我国司法不廉"零容忍"制度构建而言,要从"不必为"的职业激励机制、"不能为"的事先防范机制、"不敢为"的事后惩戒机制和"不愿为"的道德自律机制等四方面探索。     

腐败成因及反腐败制度链初探--兼析"张二江"案例

文章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揭示腐败链状现象,初步构建"腐前一腐中一腐后"反腐败制度链系统.认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制度协同跟进,制度链中某一环节缺失会严重制约反腐效率,甚至诱发新的腐败行为.因此,现阶段我国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提高反腐败成效的关键在于制度链的协同完善.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