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中农户施肥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农产品生产安全,也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农业生产污染(化肥与农药)、生活垃圾污染以及工业外源污染等问题。文章以宁夏、青海农户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农户"邻里效应"对施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邻里效应"对农户施肥量影响显著,但对农户是否选择施用有机肥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农户家庭收入、肥料施用时间成本对农户是否选择环保型有机肥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从树立农业生产"示范户"、采用节省时间的有机肥生产技术、给予施用有机肥农户时间成本补贴等方面出发,以减少农业非点源污染,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     

孰轻孰重：市场经济下能力培育与环境建设？——基于农户绿色技术采纳行为的实证

基于湖北省1 090份农户调研数据,以有机肥施用为例,构建Binary Logistic模型探究市场能力、市场环境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及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市场能力中主动收集信息对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销售渠道建设却表现出负向影响,市场环境中产品质量检测、要素获取便捷性与地方品牌建设均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且根据变量贡献率大小可知市场环境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根据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得出,地方品牌建设在技术推广培训、销售渠道建设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之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农户市场能力作用的有效发挥需基于一定的市场环境。基于此,建议加强农户市场能力培育、发挥市场环境的规范性作用、正确认识市场能力和市场环境的作用和定位,以便调动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基于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818份茶农调研数据,以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为例,运用Sobel和Bootstrap检验法深入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机制.结果表明:(1)农户对不同亲环境技术的采纳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对土壤深耕技术的采纳程度远高于有机肥施用技术.(2)生计资本是显著影响农户土壤深耕技术和有机肥施用技术的重要基础条件.具体来看,土壤深耕技术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而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显著正相关.(3)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及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土壤深耕行为中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效益认知、经济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在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过程中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然而生态效益认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基于此,建议多渠道增强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加大亲环境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力度,提高农户价值认知水平,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

推动黄河中上游流域农户层面的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是实现生态保育的有效微观路径。基于农户调研数据,以多年生经济作物为例,采用逐步回归法和Sobel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机理及信息渠道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1）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中收入水平、经营规模及社会参与显著促进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而干部身份和村庄大姓不显著。（2）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农户更便于通过政府部门或农资店获取更为保真的异质性信息,从而使得信息渠道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3）不同区域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黄河中游地区信息渠道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农业技术推广应重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注重政府部门或农资店信息渠道的功能建设,以期全面提升农户层面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水平。     

多维视角下农户施肥行为的理论逻辑与经验探索

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维视角下构建农户施肥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6省2132份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农户异质性和施肥多样性的基础上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和基于遗传算法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农户施肥行为。结果表明：（1）经济性越强,农户越倾向施用化肥和农家肥,认知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户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的强化促进了农户施用农家肥;（2）经济性、认知和社会规范均能合理解释农户施肥行为,不同学科理论分歧的表象掩盖了其互补的实质;（3）农户具有异质性,家庭年收入较高时,经济性的提高使农户更倾向施用农家肥,反之,经济性的提高使农户更倾向施用化肥;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时,经济性的提高促进了农户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反之,经济性对农户施肥行为无影响;在家庭年收入较低或以农业收入为主时,风险规避促使农户混合施肥。因此,对农户施肥行为的研究应结合中国农村具体语境,考虑农户施肥行为的多维属性;农业环境治理应兼顾农户异质性,分类施策以提高政策精度;通过提高农户认知、强化农村社会规范、有序推进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拓宽农户收入渠道等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降低化肥施用。     

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

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农业生产碳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典型农村的农户调查

农户碳行为方式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基于湖北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碳行为方式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标量和减量施用化肥的农户占73.84%,增量施用占26.16%;标量和减量施用农药的农户占78.97%,增量施用占21.03%。高达63.59%的农户选择不科学的废弃农膜处理方式;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主动性不强,但79.67%的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有较强的培训意愿。参加低碳农业技术讲座和培训的农户在化肥、农药施用和农膜处理上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上看,男性、年龄越小的农户在化肥施用上更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耕地面积越大、低碳农业认知越高、没有安装互联网的农户在农药施用上更倾向于采用高碳行为方式;文化程度越高、没有安装有线电视、安装互联网的农户在农膜处理上倾向于采用低碳行为方式。     

老龄化、价值认知与农民绿色生产行为

老龄化不仅对农民的绿色生产行为存在直接的客观禀赋约束，还会藉由农民价值认知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基于安徽省329个稻农的调查数据，以施用有机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为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老龄化、价值认知对农民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老龄化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存在抑制作用，老龄农民施用有机肥和采取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概率显著低于年轻农民；(2)老龄化导致农民对绿色生产的价值认知产生偏差，相对于年轻农民，老龄农民对绿色生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正向认知程度显著更低；(3)价值认知是老龄化影响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价值认知在老龄化影响农民施用有机肥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两种绿色生产行为中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51.64%和52.61%。研究表明，农业老龄化给农业绿色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政府部门需重视并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并将提升农民价值认知作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参考。     

农药安全施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安溪茶农为例

文章以福建省安溪茶农为例,随机抽取335名茶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Probit模型和Multi—logit模型对农户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茶农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受到诸如年龄、茶叶种植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业培训等因素的影响,而参加农业培训项目对茶农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加强和改善农业培训项目的供给,提高农业培训项目覆盖面,都将有效强化茶农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31省(市、区)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各地区的比较结果表明：各省之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总体上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偏低。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职业教育观念正逐步转变，参与程度呈增长趋势；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在制定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时，要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权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因地制宜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集中居住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基于湖南长沙郊区农村的调查

基于长沙市近郊农村农民集中居住状况的调查发现,农户集中居住后收入来源增多,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家庭生活支出随之增长,人际交往及思想观念等亦受到影响。农民对集中居住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高生活支出难以承受、公共配套设施不齐备、居住环境不好等。同时,集中居住过程中存在统筹规划脱离农村实际、资金来源无保障、补偿不到位等问题,据此提出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确保农村集中居住的资金来源;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建议。     

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工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乡土小说作品不仅展示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也写出了他们在城市谋生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痛苦,体现了作家对进城农民的悲悯情怀和道德批判意识,直接影响了当下的农民工书写．     

可行能力下的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基于浙江A市案例分析

在现行土地征收和出让制度下,土地征收增值巨大,土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浙江A市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比例地方政府为50%以上,用于农民未来发展的比例为25%左右。在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民很少参与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性强,农民分配比例低,未充分考虑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该提高土地征收政策制订中农民的参与度,采取多元化补偿方式,提高农民可行能力。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的农民合作社小农困境分析

成员异质性背景下,合作社发展中是否存在小农困境引起学界关注;结合具体案例,本研究对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处境进行分析,并尝试着对小农困境进行理性思考。分析认为:无论是合作社发展中"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还是成立合作社是"小农理性选择"的判断,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困境;同时,文本提出了若干合作社发展中的小农权益保护策略。     

从家庭经营农民中分化成长出来新型的农业从业人员“新型农民”新论

通过新型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比较,提出新型农业从业人员即新"新型农民"(简称新型农民)的概念,新"新型农民"是随着社会发展,分工分化成长壮大的各种新类型的农业从业人员。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农民的类型、农业专业化、农民职业化、新型农民首先实现区域、新型农民培养对象和土地租赁或者自有等热点问题,最后指出新型农民的发展要尊重农民和基础的自主性。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现代化

农民在我国社会群体中占很大的比例,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本文阐述了现阶段我国农民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分析了农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了农民实现现代化的一些途径。     

农民合作的条件：岳阳井塘灌区个案

基于湖南岳阳井塘灌区个案的考察表明：国家介入是农民合作的外部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直接主导农民合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通过诱致性力量引导农民合作;农村精英参与和组织载体是农民合作的内部条件。农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与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组织载体能够为农民合作提供交流平台、规章制度与惩罚机制。为了促进农民合作,政府应该加强推动农民合作的力度、鼓励农村精英参与农民合作以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