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边疆交通与军事运输

清代高度重视西北的交通体系建设,清政府沿河西走廊、内蒙古及外蒙古地区建成了完备的西北边疆交通体系,并逐步完善,为有效治理边疆将提供了可靠保障。左宗棠消灭阿古柏侵略者的战争期间,完善旧的运输体系,开辟了新的运输线路,即从归化城、包头向西,不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间道到达巴里坤。同时,还开辟了俄国粮源及运输线路,确保了军粮供给,使通往新疆的交通更有保障。     

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清代西北舆地学与元史研究

我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起,亦即嘉道以后,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学术导向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而肇始、发展、壮大,即西北舆地之学。它原是嘉道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后来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藏、青海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蒙元史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为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我国西北舆地之研究,先秦著作已有涉及,《山海经·西山经》、《尚书·禹贡·雍州》、《周礼·职方》已有记叙。正史外国传、四夷传中,又有进一步的记载。魏晋六朝以及隋唐期间,中国高僧为求佛经原本,不断有渡天僧侣,西去天竺取经,有些并写有纪行的地理著作,这些纪行著作虽大部分亡佚不传,至今尚存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等。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

清代学术的发展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以后,到乾嘉时期,迫于种种政治压力,便开始转到回避现实、埋头故纸的考据道路上。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忙于整理旧学:校勘、辨伪、辑佚。补证等等。象整个封建时代就要面临衰落一样,清代学术也随着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这个大气候而日薄西山,各个领域都透出死气沉沉的气息。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景象中,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却悄然萌生,这就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到道光、咸丰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便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异军突起,活     

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一般意义上来讲,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形成了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空间,这也是回族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两个基本空间基于地域性的人地关系变迁,从而最终促成了回族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人口行为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近十年来清代西北经济研究述评

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 尤其是近10年来, 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10 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 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的多方敲诈勒索,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乾嘉时期在新疆实行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下,分别形成了郡县制下的"治城"、军府制下的"军城"以及伯克制下的"土城"等多种形式,城市体制不一.晚清建省以后,通过大力推行郡县制度,全疆政区基本统一,多元化的城市形态全部转变为"治城",形成了全疆范围内的完整城市体系,促进了新疆的开发.     

清代广西城市发展之特征与启示——基于清代滇、桂城市发展的比较

清代广西城市发展呈现以下地域性特征：沿江走向、因水而兴;四大城市分区鼎立,全省首位性城市缺失;外来商人作用远大于本土商人等。当前,推进广西城市发展应大力推进广西交通建设,构建全方位的便捷交通网络,重视发挥水运特别是“西江航运”的作用;城市发展中应注意发挥四大城市的历史优势,同时建设一个区域性国际化的中心城市;应在坚持区域开放与合作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分工,主动承接来自广东的产业转移,培育特色产业,开创“泛珠江三角洲”城市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城市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及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自汉唐以后,随着丝绸之路作用的衰退,由于政治、经济和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倾斜,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缓慢的发展状态。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随着国家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和清季近代化的种种尝试,我国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相对的高峰发展时期,但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战乱和军阀统治,相对东南各埠来说,西北城市社     

明清西北城市手工制造丛考

西北城市手工制造,宋元之际发展迟滞,除少数门类外几无可称述。明清两代,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北城市手工制造也出现了相对的兴旺和繁荣。但是,西北地区农牧相间型的基本经济结构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对其城市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自然不能不产生严重的限制;社会仍无余力如苏杭内地那样从事名目繁多的生活用品乃至奢侈品的制造。广泛的水动力粮油加工和绒褐织造,反映这一时期西北手工制造仍主要局限于直接解决衣食两项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范畴,对此我们将另定专论。本文注意的是:明清两代的西北城市,除为解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尚有若干需要较高技术水平并且目的性更为广泛的手工制造业。     

百年来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

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学术界近百年来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盛状况和原因的综合研究,并且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研究的现状予以了重点回顾和评析,肯定了百年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显著成绩,而且明确指出了以往研究中视角狭隘、缺乏整体关照、研究对象不均衡等方面的薄弱和不足。     

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

歇家作为近代青海地区特有的民族中间商,在西北商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洋行的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经初步探讨,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     

清代珠江沿江地带城市数量与规模的变化

有清200多年间,珠江水系的城市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上有较大变化。城市数量的有增无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是清代珠江水系城市文明进步的表征;但从总体上考察,珠江城市数量与规模在不同区段的分布与发展极不平衡,一是上中下游分布不平衡,二是珠江水系东、中、西部城市分布不平衡,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东、中部都高于西部,中下游则高于上游。另外珠江水系与黄河、长江水系相比,城市数量虽然不少,但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大中城市,对区域的带动能力较弱。     

略论晚清钱庄与洋行关系的互动性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洋行作为一种经济侵略的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来到中国。它与扎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金融机构钱庄发生了激烈地碰撞,两者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相互合作。在洋行刚进入中国时,它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不得不寻找合作伙伴,由于钱庄自身所具有的种种特性,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洋行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在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后两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洋行对钱庄所具有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能容忍,洋行需要把钱庄改造成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工具,在两者的利益矛盾面前又相互排斥。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钱庄只有在布局和功能上不断地适应洋行的发展需要,才可能生存下去。     

关于清代省会城市功能的思考

我国现代各省区模式基本上是在清代行政省区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研究清代省会城市的功能,对现今我国城市更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城市功能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区域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文化资源中心和经济发展中心.     

清代省会城市功能演进透视

我国自元代创设行省制度后,省会城市成为城市体系的中枢,系地方行政管理与控制的节点。清代以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助推了我国省会城市从传统功能向功能多元化的发展演进,省会城市发挥着地方行政管理、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传播、新政改革、国家安全防卫等多元的功能作用。探析清代省会城市的功能演变,旨在深入研究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轨迹,为当今城市的功能叠加与发展提供路径借鉴。     

清代城市管理法律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清代城市管理法律的相关研究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涵盖城市史、法制史以及其他相关领域。其总体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明显不足:清代城市管理应当包括国家法律和民间法律两个部分,但在城市史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民间法的研究;在法律史的研究中,虽然对国家法律和民间法都进行了研究,但并非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着眼,也并未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区分。而城市管理具体层面法律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城市市政建设与管理、城市治安与消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展开。此外,学术界对清代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管理法律进行了一定的个案研究,但大多数是在有关专门史的研究中附带进行城市管理法律的研究,研究尚不深入。总体上说,清代城市管理法领域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亟待加强。     

清代西北穆斯林抗清视域中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作为伊斯兰教苏非神秘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门宦有其独特内在特制,并彰显于西北穆斯林族群发展史。本文通过回顾清时回变,力图梳理门宦制度与穆斯林抗清事件内在关联,厘出缘何门宦成为清时穆斯林抗清的重要力量,以期对门宦制度有更全面了解。     

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

洋行买办制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深入经济侵略下的特殊产物.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它曾经是到处喋食中国人民血液的毒蛇;它操纵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国民经济不得不日益深刻地受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中国陷于帝国主义国家附庸的地位.汉口在抗日战争以前是华中一个进出口货最多的城市,洋行买办在这里有着一定的发展.通过对洋行买办的研究,可以窥见帝国主义深入经济侵略的一般情况.一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