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大利亚电力监管体系看我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方向

本文从电力行业特点入手,简要分析了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普遍趋势以及常用监管手段。并以澳大利亚电力监管体系为分析样本,介绍了其国家电力市场、电力监管法律体系和电力监管机构设置。结合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历史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将新电力改革方案和澳大利亚电力监管体系进行比对,论述新电力改革方案下我国电力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试论我国转基因粮食安全的立法建构

大多数国家从保证人类健康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对转基因粮食食品给予了较为严格的监管.分析了我国转基因粮食立法现状,认为我国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立法明确了转基因粮食监管的标准与程序,却存在监管原则不明确、权益保护不周全等问题.介绍了国外主要的监管原则和模式,指出从国际竞争和产业分工的重大发展战略以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出发,我国有必要借鉴外国监管原则与模式,重新梳理和审视我国转基因粮食安全立法思路及其缺陷.提出构建更为全面、兼顾科技发展与消费者健康、生态安全等社会利益的立法体系.     

中国典当行业监管立法及其完善——评《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典当行业复建30余年来,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绩,但是关于行业监管理论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监管制度建设亦存在不足.理论认知方面尤其对机构的金融机构属性认知存在偏差,在设立许可、典当行名称等方面也有误区.监管制度上,专门性行业监管立法理念陈旧、不合理等限制了典当行的经营自由,存在立法体例欠科学,个别制度规范设计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立法技术欠缺,法律概念使用不准确等问题.比较相邻部门法的立法例,考查国外立法经验,科学的典当监管立法模式应采用统一的《典当行法》,适当扩大典当行经营范围,使其回归金融专业监管体制,采取国家集中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统一的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典当法律体系.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建议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食品安全已成为各国关注焦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立法不细致、执法标准不统一和法律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措施的基础上,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和方法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构建我国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形成联动监督执法机制;提高监管执法水平;依法建设食品安全快速预警反应机制;构建良好的食品安全监管环境。     

国外石油监管实践评述

石油监管已经从严格监管发展到今天的市场化放松监管阶段,政府对石油行业的合理监管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本文对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和挪威等8个国家的石油监管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各国家的石油监管特点,梳理了监管历程,介绍了监管机构,分析了监管政策,并结合我国石油发展现状提出了参考意见。本文对我国的石油监管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输配电成本监管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输配电价监管是电力监管机构的重要职责,有效的电价监管需要真实完整的成本信息.文章分析了电力监管机构对输配电成本监管的缘由,并针对我国输配电成本监管中存在的监管法规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管方法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维护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金融业监管逐渐以有效监管为目标,并通过立法改革强调有效监管.一系列的金融立法改革体现了金融业的发展新趋势,立法中强调了中央银行在监管中的独立性和对国际银行实施母国与东道国的联合监管.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突出在市场机制下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联合化与单一化.     

我国民用无人机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美国逐步制定了一系列无人机监管规则,并根据无人机活动的发展及监管需求不断调整其无人机立法。最近几年来美国提出了数量众多的无人机法案、制定了范围广泛的无人机监管法规、管理文件等,进一步明确了无人机监管规则,体现了美国无人机立法的新动态和发展方向。这包括建立专门性的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完善无人机登记管理和驾驶员管理、严格无人机的运行许可及操作规则、细化无人机分类管理及加强无人机所涉隐私保护等。我国无人机立法滞后于无人机应用及产业的发展,美国无人机相关具体规则和管控方式,及其将无人机纳入国家空域体系、保障航空安全并兼顾产业发展利益的原则,对于完善中国无人机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的监管难题与解决路径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出现了三大监管难题:数字内容的监管模式选择问题,数字内容的监管失控问题以及数字内容的监管权属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融合使传统的分类监管难以适应传播管道的一体化形势、终端融合使传统的源头控制失效导致内容失控,内容的融合产生交叉业务导致监管权属之争;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遵循媒介本身的监管规律,解决我国数字内容监管难题的的基本路径是:通过立法统一监管体系,确立数字内容的监管标准,强化媒介的中、后端监管,尝试综合型的内容监管模式.     

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经验,在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形下,对我国完善外资银行监管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中,应建立与其母国的信息交流机制,并在今后的立法中加以完善。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立法成本与控制

作为特殊的领域,自然垄断产业立法包括了更多地信息需求、经济性和利益分配关系。受转型时期制度禀赋的限制,对比西方国家,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立法决策具有自身的成本特征。通过对立法决策的考察,本文得出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立法存在较低的决策成本和较低的参与成本的评价结论。同时认为,这些成本的节约与更高的监督与信息成本为代价,并且成本与收益之间不可抵消。为提高决策的制度净收益,必须安排相应的制度以降低立法决策成本。     

西方综合性大学学院制管理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西方综合性大学学院制管理模式特点的基础上 ,着重阐述了从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一是学院制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大学里都有较大的差别 ,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 ;二是各大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学院制模式均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 ;三是统一的学院制管理模式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 ,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了学院制管理模式并不比学系制或其他管理模式显得更优越 ;四是大学学院制模式能否发挥其预期效益 ,完全取决于学院在大学组织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 ,文章针对当前中国综合性大学拟将实行学院制管理模式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于权力监督的历史探索

如何有效地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古今中外人们都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从西方思想家的"三权分立说"到中国封建社会对权力系统的控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制约的设想到毛泽东对权力监督的探索.不同阶级不同时期关于权力监督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西方国家监管国有企业的模式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经济环境、政治运作方式、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经过长时期的改革和发展,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形成了多种模式。有的国家主要采用一种模式,有的国家往往将几种模式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运用。借鉴西方国家国企监管的成功经验,重构企业资本运营和监管体系,进而确保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实现我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美行政监督制度比较探析

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各国的行政监督制度建设。英美两国作为议会制与总统制的代表,又同为西方重要民主国家,在权力制约与法治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两国在行政监督制度建设上亦颇有各自的特色。有鉴于此,试对英美两国的行政监督制度做出比较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点,以期能对我国的行政监督制度的建设有些许借鉴意义。     

当代公司跨国收购的新发展及其法律规制

公司跨国敌意收购是当代公司跨国收购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它的出现对经济发展既具有积极作用,也具有负面效应。为了克服这些负面效应,引导公司跨国敌意收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台了证券法、公司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试图把其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内。西方国家的立法实践,无疑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公众参与反腐败途径的国外立法研究

国外不仅发达国家而且不少经济非常欠发达的国家均制定了反腐立法,同时规定了公众参与反腐败途径。根据公众参与程度来划分,公众参与反腐败的途径有五种,包括公众与反腐败机关双向充分回应型公众参与。国外对公众参与反腐败的五种途径均有立法规定,但是层次不一、名称不一。立法可能仅仅停留在文本,而文本是表层,文化才是根基。公众参与反腐立法途径的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必须实现由文本到文化的涅？。     

国外森林生物灾害立法探析：以美国、日本、德国和新西兰为例

森林生物灾害造成巨大的环境、经济或社会损失，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与森林生物灾害有关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并且美国、日本、德国和新西兰等国也纷纷加强相关立法，并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森林生物灾害国内立法体系。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森林生物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森林生物灾害立法体系还存在一定缺陷，可从上述4个国家的森林生物灾害国内立法中获得有益启示。     

股票期权制度之发展走向

股票期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发展了半个多世纪,成为一项使公司与公司雇员皆能双赢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代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该制度均进行了相关立法。近年来该项法律制度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中国先进企业制度的建立也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考察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背景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经验,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时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都已经初具规模,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文本表达比较规范,但在实际运作时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困扰.透过历史司法案例从诉讼、调解与和解这三个方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机理,表明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情理,同时司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因此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