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的美学特质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永的词作独树一帜.柳永词作的美学特质主要表现在结构、意境、以赋为词这三个方面.柳词的结构被誉为"屯田蹊径"、"柳氏家法"、"屯田家法",包括"上片布景,下片说情"模式、"惯用结构"模式和复杂化的多层结构模式.另外,在写作方式上表现出以赋为词之美,在意境上或侧重写景、或侧重抒情、或情景交融,但都独具特色.正是这三个方面带给宋朝歌词以新鲜风尚.     

柳永词艺术成就新论

词至柳永而大变的事实存在 ,与柳永终生对词的艺术创新追求密切相关。柳词艺术创新之成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开创铺叙 ,以赋为词 ;(二 )升华点染 ,始用钩勒 ;(三 )使事用典 ,化俗为雅。柳词中的这些艺术成就 ,不仅是导致《乐章集》成为宋词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而且扭转了当时的词风 ,对后世词的雅化影响巨大。     

有井水处皆歌柳词——浅析柳永词市民化语言

市民化的语言是柳词的一大特色,柳永词通俗流利--将俚俗语言入词,极富音乐性--具有与"曲"一样的"本色",而且柳永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在其词中,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常用一些说故事的词语与口吻.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晚清词学史上的柳永翻案之论——郑文焯论柳词平议

在千年词学史上,柳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词人.然而在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对柳永词予以高度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以此突出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郑文焯对柳永的推扬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骨气神韵寄托;第二,章法语言;第三,以柳比周,指出柳乃周之源.郑文焯推扬柳永首先是对词坛现实所存弊端的拨正,推举柳永是为了纠正学习梦窗词而产生的新的偏颇,意欲以空灵救晦涩;其次是郑文焯不立宗派转益多师词学主张的具体实践,郑文焯摒弃了以往乃至当代词学流派出于流派理念的狭隘的选择性;再次,郑文焯与柳永经历相似,情感相通,感同身受.郑文焯为柳永翻案之论,是晚清词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引发人们对柳永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对现代词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确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俗词研究的前提。传统词学多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论述俗词,认为俗词即语言俚俗的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定义异见迭出,尚无定论。通过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可以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所谓俗词,其内涵包括题材的适俗性、表达的直露性、语言的浅俗性和审美功能的消遣性,其外延则包括民间俗词和文人俗词两类。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被放逐的理想──柳永的生命历程与文学历程

柳永因早年步入汴京文化娱乐圈而被以仁宗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所抛弃,他也索兴一头扎进市井娱乐圈中,创作了大量的市民消费文学,即俚词。后来他向传统社会做出了让步,终于在年届五旬时考中了进士,开始了离京赴任各地的宦游生涯。与生命历程相吻合的是他的文学历程。柳永前期创作的大量俚词,虽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一味迎合市民的口味,也使这类词充满了太多的“恶滥可笑”之作。后期创作的以羁旅行役为主的雅词,虽然与前期的俚词有很大的不同,但与上流社会所标榜的雅正风范也有天壤之别,连对其词表示首肯的论家,对他的“给罗香泽之态”也不敢苛同。柳永性格中虽有叛逆因素,但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不与统治者合作的人。唯其如此,他一生的悲剧色彩才更加浓烈。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悲秋传统中的柳永词

柳永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悲秋情结的词人。他把文人的悲秋传统与词的缘情传统相结合,对悲秋题材作了词化的处理,并且通过刻意表现秋晚或秋夜的情景,强化了悲秋题材的感伤色彩。另一方面,柳永还以悲秋的传统改造了词的境界,在柔婉的闺阁之词外新开出了沉雄的江山之词。     

柳永词语言风格探微

柳永将六朝以来的辞赋骈文那种"铺采摛文"、讲究丽辞、对偶、铺叙、音律等美文技巧,创造性地应用于词作之中,但又变辞赋骈文的典雅深奥为通俗浅近,形成了柳词在文人词中独具一格的语言特色.其浅近通俗正适应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勃兴这一社会趋势的文化娱乐需求,其丽辞对于词尚妩媚的文体特色可谓本色当行;加之纵横淋漓的铺叙、丰富多彩的排偶创造、和谐优美的声律,应当说,柳词语言的主体风格代表了文学发展的进步倾向.     

论韦庄诗对其词的影响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兼擅的大家,他带着深厚的诗学积累进入词的创作,诗对词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情怀的抒发和清丽的词风两个方面.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韦词在韦诗的影响下,词中出现了一定的诗化倾向,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     

词的都市化--论柳永城市词

本文将城市词作为一类独立的题材从柳永词中分离出来,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探讨柳永城市词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征,将其价值定位在题材的拓展和艺术的开创上,以此评判其城市词的文学史地位。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及成书后的遭际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以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从《文心雕龙》在历代的遭遇来看,当本书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家的歧视时,它就不被重视;抛掉了这种歧视,就越来越受到看重,越来越看到它在文学理论上的价值。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

根基于大定、明昌词坛的金末元遗山词的突起把词心和词境都推向了一个纵深的境界,遗山词是在既有金词的土壤上多方承继和创新的丰硕成果,其不仅与金的特定时代、地理环境有关,更与金文化中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关;而金中期词表现出的旷逸、恬淡、清新、朴质的多重风格无疑是遗山词最直接的丰厚土壤。遗山词率真尚情的主观抒发是对于金词主情观念高扬的承继;山水田园在遗山词中的境界变得更为阔大;遗山词具有盛唐胸怀。     

作者即意见领袖——柳永和苏轼代表的宋词传播模式

传统流行文化的传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者即意见领袖。对社会传播有清晰认知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抱有较高的社会期待,亲身参与作品传播过程。柳永交接四方,编词传习,主动向上层朝丞、皇帝和下层市民、妓女推荐作品,同时在作品中巧妙描写,侧面推高词人身份和词作价值。苏轼则利用文坛领袖的声望,整合文坛力量,化身意见领袖,直接站出来谕扬己作,评价词坛,引领词学风尚,引导"歌者的词"向"诗人的词"转变和新型豪放词风的成长。     

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

刘宗绪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良师,他真诚地关爱和帮助学生和同仁,他具有幽默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大写的人”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