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

由唐至宋,中国封建社会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精英和代表——士大夫阶层。科举制逐渐上升为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断地净化着官僚队伍,使官僚队伍成为典型的士大夫阶层。展示这一阶层的心态与行为,从而为正确评估他们的历史活动提供参考,是本文主旨。 一 探讨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士大夫心态是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层的思想表现,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方向和主流。在甲午战败和马关逼和的局势大动荡中,这批精英层的思想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和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取向与行为模式发生进一步分化,归结起来则是:大国心态的失落和随之伴生的民族觉醒。本文试图从历史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双重视角分析士大夫层在甲午战败后针对以下三个方面所作的反省,以显现其大国心态失落与民族觉醒的双重轨迹。     

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十七世纪的士大夫基督教徒

<正> 明清之际耶稣会来华传教,基督教与儒教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实质性的、平等的接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么一批进士级的士大夫领洗入教,成为中西思想交流史上很有影响的士大夫基督教徒.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形的历史条件和机缘是不多见的.从中国方面来看,以儒教为核心,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为补充的宗教意识形态,有着“包容”、“调合”外来宗教的禀性和传统.除此之外,明清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宋明新儒学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已经走入末途,流于空玄,满足不了维系一个官僚大帝国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使得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而基督教的传入似乎恰恰契合了这一思潮.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开始了百年禁教时期,这一时期的结束又是以帝国主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在宋代出现,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人格的突出特征.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论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社会现象,这一群体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中国精神命脉得以传承。士大夫用手中的笔去记录事件,还历史一个公正清白,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去监督限制皇权的滥用。鲁迅凭借犀利之笔,直指社会病灶痛处,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在鲁迅身上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正是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风尚探源

禅宗是一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流派,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形成,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联系有了进一步提高,禅宗也因"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而迅速兴盛"[1],但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接纳禅宗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辨

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最上一层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往下是官吏、士大夫阶层,其次是士绅阶层,最下一层是民,其中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士居于四民之首。有了如此严格的等级划分,就可以使国家的管理具体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这里,我们关注到士、士绅、士大夫的身份有别,其所处的阶层亦有相通之处。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汉魏之际士大夫群体的演变

汉魏之际社会的动荡迫使习经尊孔的士大夫在毁灭与生存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政治上各种势力急剧地分化组合,使士大夫群体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嬗变;随着政治体制的崩溃,儒学的衰微、死亡的威胁,使士大夫的群体规范逐渐松弛下来,而追求独立人格和精神超越的个体自觉意识逐渐增强。     

士大夫情怀与生命意识的文人化追求——李清照文化角色的自我选择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李清照能够在为男性所垄断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的创作表现出了作为时代和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最睿智的思想深度和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杰出作家,李清照表现出了典型的士大夫情怀及生命意识的文人化追求。这集中体现在她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对隐逸传统的理解、推崇以及审美品味、生活情趣的取向之中。     

东汉党人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形象.党人实践了儒家"士志于道"的教义,极大地弘扬了时代精神,充分昭示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不仅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进程,更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论晚明的士大夫

<正> 晚明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当时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深受儒、道互补意识影响的中国士大夫,时常徬徨于隐与仕两者的十字路口,隐居成了一部分失意士大夫逃避人生的共由之路。晚明文化的剧变,市民文化的萌芽,给晚明士大夫带来了很大影响,使他们的息隐意识与前代迥然相异,隐居生活独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