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典小说批评中的“情”与“理”

情与理是我国文学批评一对重要范畴,出现于唐宋,至明清广泛运用于小说批评。面对情与理的矛盾,或主情,或主理,但以主情居多。情与理并非完全势不两立,大多数批评家追求情理相兼而相得。     

明清小说批评中人物性格"情理说"的历史演变

在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家的视角中 ,贯穿人物性格艺术真实性的核心在于“合情合理”。本文就他们人物性格理论中的“情理说”进行了阐述 ,同时对明清小说批评中人物性格“情理说”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中的“情理”

张竹坡的“情理”并非仅包含“人情物理”这一层内涵,而是含纳了几种不同含义.张竹坡小说批评理论中的所谓“人情”“天道”乃为一体,不存在对立关系.李贽、金圣叹和张竹坡的“情理论”均强调小说创作中真实情感的重要性.不同的是,李贽和金圣叹认为,用虚构的却合乎“人情物理”的情节也能表现真实的情感,张竹坡更推崇《金瓶梅》式的如实地描写人情世景的方式.相对前三者的“情理”观而言,脂砚斋的“情理”观内涵更加深入.     

明清小说中“离经叛道”者之初探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典小说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塑造出大量与封建传统道德和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离经叛道者。本文就明清小说中离经叛道者的形象进行初步探析,并从社会及作者自身两方面对其形成原因作出分析。     

论《红楼梦》在人物塑造上的“情理”观

情理主要兼指性格逻辑与生活逻辑,它是明清小说批评的重要范畴之一。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发现,其人物形象之所以生动、逼真,在于作者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上尽情着理,在人物肖像描写、人物言行描写、人物性格刻画三个方面恰当地把握了情理分寸,故塑造了合乎情理、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     

明清小说批评与《小说神髓》的叙事技巧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理论奠基之作,作者旨在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理念来改良日本小说,但在叙事技巧上却并未完全排斥日本江户时代的叙事原则,其中一些来自中国明清小说批评。本文尝试分析中国明清小说批评与日本江户时代文学及《小说神髓》的影响与变异关系,通过比较中日文学近代话语转换的轨迹来探究《小说神髓》在叙事技巧上的创新点及其现代性意义。     

陈祚明“尚情”思想下的“陶谢”批评

在“以情为本”的诗学理念下,陈祚明着重分析“陶谢”诗歌的情感类型。陈氏情感观呈现出一种“泛情化”倾向,不仅包括自身诗学体系中的“人之同有之情”,也囊括陶谢诗作中传达出的“理语”。陈氏尤为看重“陶谢”郁结于胸中的宦情,发掘其中政治意蕴,这不仅缘于“陶谢”的政治遭遇,而且同陈祚明的人生经历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在“隐秀观”的诗学思想下,陈祚明大为激赏陶渊明宛折深曲的抒情方式,并认为陶诗在此方面借鉴了《古诗十九首》;欣赏谢灵运借景传情的创作手法,实现了情景的圆融。二人的抒情方式皆完美切合了陈祚明“以言写不言之隐”的诗美理想。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探究

上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历了一次早期城(市)镇化的过程。繁荣的市镇和商品经济已经培育出了市民阶层,同时,也养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文化结构的调整,文化的主体从乡民变成市民,文化心理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了解早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的原因与轨迹,对于当下我们和谐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论明清移民与巴渝文化的新变

人口是区域文化特性形成的核心因素和基本要素。明清时期巴渝地区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等因素,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成为该区域人口恢复和增长的主要因素。移民促成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亚文化发展至清中后期逐渐融汇一体,对巴渝文化的序列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

山区开发是明清时期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资源开发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与全国性人口急剧增长、生存压力增大以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新作物的引进。推广等背景、条件紧密相关,并由此表现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移为主体;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盲目过度倾向、资源开发以及以农耕为主体的经营粗放化、经济增长不稳定等明显特点,以致山区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较早出现了阶段性停滞、衰退的趋势,发人深思。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关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划分的思考

流派统系,流派领袖（或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是流派研究的三个主要层面。明清章回小说的流派划分,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起点,已大体形成了自身的学科意识。随着明清章回小说研究的逐渐深入,学术界对鲁迅的成果陆续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促使我们重新检讨明清章回小说的生存状态。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