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的动态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0省份2001—2012年统计数据,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该区域工业环境效率进行了动态评价,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FGLS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论在投入导向还是在产出导向下,重庆、四川的工业环境效率水平排名都在前位,而广西、新疆的工业环境效率水平的排名都在最后,其他省份则处于两者之间;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对工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执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及开放市场引入先进的环保技术等措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基于非径向DEA模型的区域环境绩效评价研究

非期望产出是影响区域环境绩效的主要因素.运用非径向非期望产出DEA模型测度了2000-2007年中国各地区的环境绩效静态技术效率水平,并结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考察了各地区环境绩效跨期动态变化的趋势及相应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整体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环境绩效静态技术效率水平均相对较低,其中环境绩效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导致环境绩效下降的主要因素,而环境绩效技术进步则促进了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     

京津冀生态环境规制效率测度与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构建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2009—2018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借助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解析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京津冀地区整体的生态环境规制效率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很小,仍有提升空间;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是影响内在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空间发展是驱动生态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外部因素。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

本文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来全面反映环境污染非期望产出,运用基于非径向、非角度包含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和空间Markov链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的分布状态;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整体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地区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造成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分布的演变总体上受到邻域空间滞后类型的影响,但在传统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方式下,中国工业环境技术效率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在时长1年内很难实现短期跨越式发展。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东中西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在东部和西部比较明显,而在中部不显著;相比较其他因素,经济增长状况对区域环境规制影响度比较强,同时各影响因素对环境规制影响效果也要受到区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和企业生产效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度比较大,并呈现东中西递减的趋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证明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内生关系。     

环境约束下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行业面板数据分析

目前,关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多数只考虑如增加值之类的＂好＂产出,从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坏＂产出,故对工业发展效率的评价出现失真。鉴此,通过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重新测算考虑环境污染约束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寻找行业＂创新者＂,同时与不考虑环境污染约束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实证研究发现：虽然忽略环境约束会低估技术效率水平和技术效率指数,但会高估技术进步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行业＂创新者＂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环境污染较低的行业。     

ICT投资、互联网普及和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12年我国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测算,并基于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构建了ICT资本投入强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就ICT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ICT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主要通过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实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只有达到一定互联网普及率时,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才显现,并在高互联网普及率时进一步增强;但在高互联网普及率下,ICT 投资对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表现为ICT 投资的促进作用消失。因此,现实的ICT 投资应重视通过信息化管理提升行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以最大化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以深度激发“连接经济”对于释放ICT效能的互补性作用;还应注意配套相应产业政策,以减轻互联网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     

效率增进与技术进步对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实证

利用全局DEA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1998—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绿色TFP及其分解成份,结果发现: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整体上拖累了工业绿色TFP增长;工业碳生产率不断提升,技术效率对工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且重工业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高于轻工业。因此,除了发挥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外,更需要重视提升技术效率对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     

中国地区大气环境效率的异质性、动态演化与成因识别

提升大气环境效率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雾霾天气频发的重要途径。利用非径向DDF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考察了2006-2015年间中国13个主要工业省市大气环境效率的异质性、动态演化及其成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3个主要工业省区大气环境效率偏低,地区异质特征显著,效率改进空间较大,纯技术效率是大气环境效率较低的主要制约因素;通过动态效率的分解,发现中国主要工业省市大气环境效率的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根据大气污染防治优劣势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主要工业省市大气环境效率两极分化趋势非常明显,省市之间的效率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所得结论以期为中国主要工业省市有针对性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提供依据。     

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针对环境管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关问题,本文结合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提出绿色经济效率非参数条件效率模型,探讨和验证宏观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无条件的绿色经济效率都低于条件效率。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仅具有“时滞”性而且具有“非线性”性,随着环境管制程度的加强,绿色经济效率呈先降后升趋势。环境管制在长期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它的影响体现在对不同地区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先负后正的效应,而加强环境管制目前对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具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

利用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Almeida等的现金-现金流量模型为基础,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放宽了重污染行业中央国企的融资约束程度;未对地方国企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加大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因环境规制而加重了融资约束,而对支持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却得以改善。结论支持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对地方国企支持的政治庇护理论,表明考虑到地方政府利益的中央-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实施机制的重要性。     

基于绿色增长核算方法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通过构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利用虚拟增长分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要素投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构成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本深化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最小;围绕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提出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小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基于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讨论,是当今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应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活跃的分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最初研究开始于丁伯根(1942)和索洛(1985)在新古典的框架下研究“索洛余值”对增长的贡献。后来大量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Fare(1985,1989,1994)以及coelli(1996)发展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测量方法,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分析。目前对全国特别是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发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是支道隆(1997)、Fleisher and Chen(1997)、李京文(1998)、张军和施少华…     

纳入能源环境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

能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问题直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基于1995-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再估算,并对其影响因素和收敛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纳入能源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幅度十分有限,东中西地区呈现递减特征,且增长来源各异;规模因素、管理因素、科技因素、涉外因素等对TFP变化存在正向影响,结构因素存在负向影响;TFP核密度分布呈现双峰特征,与线性回归东部、西部两大地带俱乐部收敛现象互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