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论权威》──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以及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左”倾思潮的斗争。可以说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息．在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诸多论著中，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在揭露和批驳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谬论，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方面，具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当19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之际，重新学习《论权威》，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在权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科学的权威观，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克服与此相停的种…     

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的观念史考察

晚清以降,关于中华民族观的讨论大都以建成一个现代的中华民族国家为目标和指向,这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中可见一斑。既有研究多侧重他1917年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对现代民族观形成的意义。如从观念史角度重新审视,可以发现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隐含于其探求再造中华国家道路的始终并随之演进。在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呈现出从“种族”民族观到民族主义民族观再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曲折复杂的演进脉络。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形成的民族观,为党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个形成、发展和确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与邓小平的革命实践活动是紧密相联系的。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框架体系是,“科学体系”论;“灵魂”“精髓”论;“基本原则”论;“精神动力”论;“坚持、发展”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新的时代、新的伟大实践的结晶,它把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 ,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 ,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发生学分析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既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与国内外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通过发生学分析,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相应的逻辑过程,能够揭示出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恩格斯权威思想及其对我国新时代“两个确立”的启示

针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权威、一切国家的错误主张以及破坏第一国际、“为反动派效劳”的险恶用心,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权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持续深入开展,恩格斯发表《论权威》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权威的生成、内涵、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展开系统阐述,使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权威维系在革命中的重要价值,在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的形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恩格斯权威思想依然焕发着理论光芒,对正确把握“两个确立”,持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建设有着指导性意义。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理解

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唯物论”与“决定论”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引起误解。如何辨证解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现的过程中,由于辩证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     

浅析互助进化论的传播原因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互助论"的介绍,结合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书对互助理论的阐述,分析互助理论之所以流行于20世纪初,并最终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独立思潮的内在原因,在肯定互助理论的意义的同时,寄望以此互助思想关照当下。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