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的艺术真实

(一) 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源泉,这是为文学史所充分证明了的。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对文学创作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既要“采取一端”作为缘由,对这“一端”就必须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又要据这“一端”而“生发开去”,就必须对社会、人生有广泛的了解和深入的理解。茅盾     

唐诗色彩描写漫谈

唐诗色彩描写漫谈孙亚慧吴湛莹一以色貌色，是色彩描绘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手段。读唐诗，我们会发现，唐代诗人很擅长用色彩真实地描绘自然的本来面目，天是青的：“回望青天解人闷”（李白：《江夏赠韦南陵水》），云是白的：“白云一片去悠悠”（张若虚：《春江花月...     

论茅盾小说的客观化

今年3月27日,是茅盾逝世十周年。为纪念茅公,本刊特辟“茅盾研究”专栏。丰昀的论文,较详尽地研究了茅盾小说的客观化思想,指出茅盾引以为圭臬的主要是欧洲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作家,但茅盾超越了自然主义作家,将人物命运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是他高于前人的原因之     

试论《三国演义》作者的妇女观

试论《三国演义》作者的妇女观鲍军海一部《三国演义》在着笔描写众多男子隶功立业的同时，也描绘了许多的妇女形象。虽然除貂蝉、孙夫人外大多着墨不多，但却同样轮廓分明。对这些妇女的描写，有人认为，书中的女性“掉进了以权、忠、义为中心的男性中心”，是女性意识相...     

茅盾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对茅盾的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收获,而对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却除了《林家铺子》《春蚕》等少数几个名篇常有提及之外,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茅盾开始中、行篇小说创作不久,也就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五十多篇短篇小说,成为他的整个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作品,以生花妙笔揭示了各式人物的心理和思想情绪,从各个侧面展示了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及其发展进程。它们是作家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是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来看,我认为可以把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短篇小说集》为据):从1928年2月完成第一个短篇《创造》到1929年2月完成的《昙》——即《茅盾短篇小说集》中的前五篇,属于第一阶段;从1929年11月完成的《陀螺》到1930年10月完成的《大泽乡》——即《茅盾短篇小说集》中的第六篇到第九篇,为第二阶段;从1931年10月发表的《喜剧》到1948年完成的最后一个短篇《春天》,为第三阶段。下面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分别作一些简略的探讨。     

茅盾小说中江浙方言俗语的运用

茅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以他独特的审美能力,吸(?)消化了大量江浙方言、俗语,从而使作品添上一层浓郁的以乡土美为特征的地方特色,使作品更加馥郁斑斓,多姿多彩。本文想联系茅盾的语言观,对其作品中江浙方言、俗语的运用作些探索。所谓方言,实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对方言的理解和认识,茅盾说得十分晓畅明了,他说:“中国之大,各地人民口说的话,也就多种多样,甚至于不能互相通晓;这些各地的互不相同的口语,通称‘方言’。”接着,茅盾进一步阐明白话和方言的关系,“照这样看来,‘方言’就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白话’,离开了‘方言’的‘白话’在理论上是不通,在事实上是没有的。”(《再谈“方言文学”》)同时,茅盾对方言的美学功能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说:“各地方性的大众语(方言)中间最有风趣最能传神的腔调和语汇,在所谓普通话中是没有的,……。”(《论大众语》)还说:“方言中间有些语法能够传达某一种情趣     

一个独特的艺术创造——论茅盾的短篇处女作《创造》

本期这一专栏发表三篇文章。《一个独特的创造》认为,茅盾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创造》,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在当时都是独步文坛的。在内容上,它深刻地表现了革命到底的问题,为当时一般表现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品所不可比拟;在艺术上,它既吸收了“三一律”的长处,又富有独创性。《在真实的基础上显变化》探讨茅盾中、长篇小说情节的审美特征问题,认为真实而又富有变化正是其中的基本特征之一。《从“海外文坛消息”看茅盾的早期文艺思想》则对茅盾编写《小说月报》的“海外文坛消息”作了评介。     

甘作附庸为何来?——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续作现象的探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自《水浒传》之后,开始出现续书。如果说《金瓶梅》尚不能算作续书的话,到了《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结水浒传》(《荡寇志》)出来,让《水浒传》中全部人物(或未死人物)继续活在他们的笔下,按着这些新作者的意图继续演出一出出的活剧,这便是真正的“续作”了。自此后,竞相效尤的各种小说“续作”便源源不断地问世。可以这样说,只要一部著     

“看花”不易 “做花”更难——读茅盾的《少年印刷工》

(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文学》四卷二期上,发表了著名理论批评家茅盾(署名“江”)的儿童文学论文《关于“儿童文学”》。一年之后,他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在叶圣陶等编辑的儿童文学刊物《新少年》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如果说《关于“儿童文学”》是茅盾的儿童文学观和对“五四”以来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纲领性的论文,那么《少年印刷工》则是他的儿童文学观在创作方面的具体实践。两者出现在这个时候是有深刻的时代历史原因的。一九三五年顷,中国儿童文学正经历着从沿袭古代、照抄外国阶段向全面创新的阶段过渡。有一大堆积存的问题急需解决,创新的路子又亟待摸索。恰在这时,表面来看儿童的需要似乎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不是吗?一九三三年十月,经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呈     

《子夜》的心灵结构艺术——兼评对《子夜》的疑议

我这里说的“心灵结构艺术”,不是指一般意义上运用心理描写去划刻人物,也不是指那种不凭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而籍心理情感的变化去结构作品的技法,而是指情节小说中作家在组织故事和描写人物时所渗透的情绪活动和内心情愫的特殊表现,简言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艺术家的“匠心”。茅盾在《〈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介绍吴宓对《子夜》的评论,在称赞他“看书真也细心竟能领会此非闲笔”等等以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茅盾的戏剧理论初探

一茅盾在青少年时期,除了阅读大量的经史子集外,对中国的戏曲、弹词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初步的鉴赏能力。踏进文学的门槛后,他就大力介绍外国的著名戏剧作品和作家,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先后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了萧伯纳、易卜生、高尔基、契诃夫等世界著名作家的戏剧活动和剧作,介绍了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戏剧发展史和现代戏剧的各种流派。在这些文章中,不仅看出茅盾早期对戏剧艺术已经有广泛的了解和一定的造诣,而且初步表明了茅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观。他认为“近代文学,是现代人生的反映,而戏剧又是近代文学的中心点,所以欲研究近代文学,竟不可不研究戏剧。”在茅盾看来,戏剧之所以成为“中心点”,是因为戏剧是人生更为直接的反映。茅     

茅盾致沈钧儒的一封书信解析

笔者最近在浙江嘉兴沈钧儒纪念馆查阅由沈氏后人所赠资料时 ,发现当代文学巨匠茅盾致沈钧儒的一封书信。该信原件一直由私人所藏 ,未曾公开。今笔者有幸先睹为快 ,特加以解析 ,以飨读者。书信内容主要涉及新闻记者萨空了被捕一事 ,及鲁迅遗著印行的情况。查诸史实 ,此信应写于 1 943年。书信行文简短 ,共计 3 1 8个字 ,而其中提到有名有姓的人物却达 9个 ,他们分别是“衡老”(沈钧儒 )、“空了”(萨空了 )、“子婴”(胡子婴 )、“杜”(杜重远 )、“刘百闵”、“宋某”、“蓬子”(姚蓬子 )、“以群”(叶以群 )、“雁冰”(茅盾 )。这些人物身…     

一部值得阅读的专著——谈郑庆山的《金瓶梅论稿》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正是因为它的“奇”,自它产生四百年来,版本问题、作者问题、成书过程问题以及如何认识它的思想内容、分析它的人物、无不存在分歧。特别是近代,国内外一些著名学者也参与了对《金瓶梅》的探讨,写了一些专论。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往往失之过“专”,特别是没有读过《金瓶梅》的读者,看了这些专论,如坠万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云。而郑庆山同志的《金瓶梅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则不然,它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一般读者都可读得懂的书。《金瓶梅》由于它本身存在的问题,历代都是被作为禁书的。解放后虽也出过几次,但数量很少,一般读者很难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针对读过的和没有读过而又迫切想知道它的读者,写专论《金瓶梅》的文章,不能不是个难题。但《论稿》处理的极为得当。它既着眼于一定的学术性,又着眼于普及性、知识性、资料性。对过去和现在     

简论约翰·斯坦贝克两部史诗性小说中的人物命名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斯坦贝克深受《圣经》、《道德经》或其他东西方文本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无意地根据这些文本的内容来给人物命名,最典型的表现是他的两部史诗性小说《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以东》中的人物命名。不了解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方法以及其背后蕴藏的文本互涉含义,我们就无法揭示斯坦贝克作品的宏大主题。     

探索者的心音——读王嘉良《茅盾小说论》

读罢王嘉良先生的新著《茅盾小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我不仅为新著那大胆的构想,绵密的论证和深刻的体认所折服,更为作者那种为学术研究心醉神迷、呕心沥血的坚韧精神所感佩。对于一部个人的学术性著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学术个性。《茅盾小说论》就显示出独立不羁的学术个性。在课题的确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具体学术观点的阐述诸方面,都可窥见其用心之良苦。就选题而言,作者一开始就被推入二难处境。从旧的一面观之,茅盾学术园地已经众多研究者所耕耘,在茅盾小说领域,除吴奔星的《茅盾小说讲话》外,单篇论文相当多。从新的一面观之,以往的几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对复杂的茅盾现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这不仅带来了茅盾研究的复杂局面,同时也造成了众多中老年研究者的困惑,我们的作者也感到了这种心理迫压。然而,作者最终还是在这领域里“傻乎乎地干了七八年之久”(《小引》),并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书同样显示出具有主体性特征的学术个性。由于新观念的不断更新,致使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一度受到疵议,但作者不为时尚所动,坚持认为“无论是新观念还是老观念,新方法还是旧方法,只要切合研究对象本身,有助于     

“十恶不赦”到底是哪“十恶”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齐律》的“重罪十条”是:一、谋反,这历来被列为十恶之首。二、谋大逆,指毁坏国家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三、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他敌对     

简析莎菲女士典型形象的时代特征

现代著名作家丁玲早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末,发表在1928年2月《小说月报》第19卷2号上。它一问世,犹如“抛下了一颗炸弹”,“震惊了一代文艺界”。对于这篇小说的评价,主要是莎菲这一形象,60多年来,毁誉褒贬,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对作家笔下的莎菲形象,及这一形象所联系的时代作以简略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反映的是20年代中期,即“五四”退潮至“大革命”前夜这段时期的社会一角。作家提笔塑造这一形象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不久、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种种复杂的矛盾之时。时代的危机感,社会的重压感,“五四”以来一度得到的自     

《雪国》原型解析

《雪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代表作 ,这部“看上去平易 ,然而却非常复杂”1 的小说 ,一直是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热点。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分析《雪国》早有人在 ,不过分析的原型仅限于人物。按照弗莱的解释 ,原型乃是“一种典型的重复出现的意象”,是一种“可交流的象征”2 ,它可以是人物、主题、意象 ,也可是结构单位 ,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雪国》是一部象征性极强的作品 ,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原型 ,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发掘、解析 ,以求更好地把握作品的内涵。　　本文主要就三类原型进行分…     

关于《水浒》若干问题的看法

自南宋起,陆续出现有关“水浒”问题的记载。元杂剧里面更有不少以“水浒”中人物为题材的剧本,虽然多数不传,但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到明代,《水浒》一书问世后,不断引起论者的注意,自明至清以至民国,评论《水浒》的文字陆续有所发表。解放后,《水浒》更成为我国古典小说中重点研讨的对象。这些文章都意图用新的观点来考察有关《水浒》的资料,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水浒》一书的复杂性,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上,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例如《水浒》一书的编写过程的问题,结构问题,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招安问题,宋江这个人物的评价问题,乃至对《水浒》全书的评价问题,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综合的、进一步的研讨,也就不容易取得比较明确一致的结论。在“四人     

评国外对茅盾短篇小说的研究——《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编余札记

茅盾,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几个国家的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其中译本最多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集,而国外研究论文比较多、意见又比较分歧的则集中在短篇小说方面。不同倾向、不同流派的理论家们各自按照自己对社会现实和文艺现象的理解去解释他的作品,呈现出一幅国际间百家争鸣的局面,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包括其中和我们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思考许多问题。在编辑《茅盾研究在国外》一书的过程中,虽辑入不少国外对茅盾短篇小说的研究论文、外文译本序跋和目录索引,但限于篇幅,未能全部入选。下面,就我们所见到的资料,谈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