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风情 神韵天籁——略论唐代异域歌诗

唐代是一个重诗歌、重艺术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空前繁荣;而唐代又是开放的社会,不仅各民族相互学习,而且对外交流也很频繁.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胡乐进入中原,于是乎异域歌诗在在唐代尽显其神韵,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大唐和西域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

内容提要:《教坊记》乐曲流行最广, 并且最能代表唐代的音乐风貌, 唐五代词调亦多源自教坊乐曲。《教坊记》曲目中部分已确认为胡乐(主要是西域乐曲), 本文依据近年来学界研究的成果, 试图补充论证一些教坊曲目中的西域乐曲, 藉此说明西域各民族音乐在词曲方面的重要贡献。     

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

唐代边塞诗创作繁盛的原因众多,但学界对音乐对边塞诗创作的推动作用一直缺乏深入探讨。"胡部新声"是胡地乐器奏出的有着浓烈异域风情的乐曲,由于受到官方的追捧和推崇,风靡一时,隆盛于唐。唐代边塞诗多旧题乐府和近体,形制短小,适于传唱,娱乐功能显著,内容与胡乐的风格恰相适应,是与"胡部新声"相配的最佳歌词。"胡部新声"的传入与流行从艺术消费和传播的角度推动了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与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不容忽视的联系。     

齐梁时代的音乐观念及乐府诗的创作面貌

音乐观念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音乐理论表述和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态度、认识和倾向.齐梁时代音乐理论表述集中于音乐功能论和音乐雅俗论两方面.总体继承了先秦乐教思想和儒家雅正的音乐观念;音乐实践中一方面寻求雅乐的传统依据,另一方面认可新声俗乐,并追求新声的雅化.齐梁时代雅俗兼容、共存的音乐观念为齐梁乐府诗的创作提供了开放的音乐环境,由此形成齐梁乐府诗全面的繁荣并推动雅乐、俗乐的新变.齐梁音乐实践观念对乐府诗创作的指导意义更为突出.     

汉代"新声"初探

新声是中国音乐史中的概念。它最早出现于商代,与正声或先王时期的古乐相对。周秦时代,儒家视其为淫乐,为亡国之声。汉代,新声的内涵有所变化,它与亡国之声没有必然联系。使用了变声的乐曲可称新声,在原有旧曲基础上吸收异域音乐元素重新改编的乐曲也可称新声,汉代新声以楚声影响最大。它流行广泛,不仅运用于民歌,而且也渗透到官方用乐的每个场合。其流行原因一方面与乐理、乐器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汉代社会文化背景有紧密联系。     

白居易音乐诗中的西域音乐

自居易祖籍是西域人,受家族传统影响,对西域音乐情有独钟.他一生写了许多有关西域音乐的诗歌,在诗中表现了对西域音乐的独到的感受,为人们留下了一千多年前美妙的西域音乐风貌.他将对西域音乐的理解与诗歌创作艺术相沟通,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将飘然即逝的音符化为优美的诗歌语言.<琵琶行>中对琵琶女演奏技艺的精湛描摹,不仅体现他的高超的诗歌艺术,更体现了他对西域音乐的高超鉴赏力和音乐素养.     

仙乐古调 探其奥微——介绍中国古典音乐研究专著《燕乐探微》的作者与出版

中国是个有音乐传统的国家。古典音乐中,有一颗曾经闪烁过光辉的明珠,它就是隋唐燕乐。广义的燕乐泛指贵族人士朝会燕享时演奏的音乐,周秦时代就有这名称。隋唐燕乐则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燕乐。它是隋唐时期兴起并发展到顶点的一个古典音     

论唐法曲的历史演变

本文以唐代法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了唐法曲的历史演变。文章从法曲的产生入手,具体论证了法曲与清乐的关系,说明法曲虽脱胎于清乐,却是融合清乐、胡乐、佛曲与道曲于一体的新声杂曲。文章还通过展开法曲在唐代发展状况的研究,重点阐释了法曲在唐代兴盛与衰落的原因,并对其影响做出分析。     

汉乐府与清商乐

一、汉代的鼓吹曲与相和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这里所说的雅乐是指战国以前的古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诗经》。清乐,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当时的乐府诗。燕乐是指隋唐时代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融合边疆地区音乐并吸收中亚等地的音乐而成的新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初期多半是五、七言绝句诗,随后改变为长短句体,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来自民间的音乐主流,而不包括历代朝廷专用于郊庙祭仪的徒具形式的所谓“雅乐”。     

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

在中国古代艺术长河中,中原地区戏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域少数民族戏剧,尤其是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其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文以时间为线索,以输入中原的西域胡文化中的乐舞戏剧为依据,梳理了汉代、南北朝、隋唐以及元各个时代西域胡文化之乐舞戏剧在中原的发展、呈现。通过此种阐述以期对异域文化中的戏剧因素有所认识,进一步了解我国中原戏剧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唐代“解曲”对比结构的审美特征

唐代“解曲”自西域传入，与中原传统音乐融合形成了解曲式曲体。作为一种不循中国音乐传统且能充分抒发情感的音乐表达方式，从音乐角度审视，解曲式曲体具有对比结构的形式美特征；从思想角度审视，解曲式曲体则具有兼容并蓄的多元审美风韵。对解曲式曲体特有风格的研究是隋唐音乐审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解曲式曲体的运用对于丰富我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意义重大。     

傀儡戏四说

本文主要论述四个有关傀儡戏之问题,且多与西域民族及其乐舞有关:第一,用象人这一崭新切入角度,论证傀儡戏至迟汉代已分为假人戏与假面戏两途,这将为下面论证打下基础。第二,通过舞具(?)、翳等证据,论证《文康乐》原为傀儡戏。第三,结合《文康乐》与《上云乐》之关系,推证老胡、文康亦为傀儡,从而说明胡乐对中国古代傀儡戏之影响。第四,从“康老”问题出发,讨论胡乐对中古戏剧、乐舞之影响,并进一步论证匈奴之偶人对中国傀儡戏曾发生过的影响。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西域音乐艺术家及其贡献

我国古代的西域是一个很大的地理范畴,包括现今的新疆和部分中亚地区。西域音乐艺术家,即是指古代这一地区的音乐艺术家。今天,要研究作为古代中国艺术一部分的西域艺术,以及它在我国艺术中的地位,就不能不涉及当时出生在中亚,活跃在中国音乐艺坛的那些音乐艺术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们,特别是当我们在振兴中华艺术,借鉴前人的艺术成就,发展社会主义中国艺术的时候,就更不能忘记他们。西域的音乐艺术,是在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在各种风格、流派的并存中,在这些风格、流派的艺术家的竞技中,兴隆、繁盛和发展起来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在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多民族文化交融促进了唐代文学繁荣

隋唐开国承北方诸民族融合之风俗,尤其是西域的习俗渗透到唐王朝各个方面。多民族文化交融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是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催化了灿烂的唐代文学硕果。其中,西北民族文化、外来佛教文化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尤为重要。     

唐代乐人音乐传承方式考述

乐人是唐乐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其音乐传承方式是唐代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大致有家传、师承、家传兼师承、以及梦授说四种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传承方式的考察,可以了解它们在唐代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南北音乐、胡乐与中原音乐、宫廷音乐与地方音乐的交流和融合,还可以更好地认识梦授说这种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