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人杨维桢的古乐府观

杨维桢是元末“铁崖乐府诗派”的领袖人物,其“铁崖古乐府”名震东南,影响巨大而深远.杨维桢的古乐府认识观,主要是蕴含多方面的革新与艺术实践之中.以“与《风》《雅》并行”的诗旨,“无复旧格”的创新追求,新、旧体并用的诗体取向,为其古乐府认识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马祖常及其诗歌创作

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滔滔流至元代,呈现出一派奇异壮阔景象。其中一种尤应重视的文学现象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发达的城市经济哺育了一批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顾嗣立《元诗选》)。他们以独特的风姿,登上中华民族的文坛,并以     

一部厚重质实的奠基之作——读孙小力的《杨维祯年谱》

随着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一向较为冷落的地带也不断被学者开拓、发掘。近年来,元代“文章巨公”杨维桢就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或就其“震荡凌厉”的铁崖体展开论述,如刘明今《论铁崖体》;或就其文论集中整理,如黄仁生《杨维桢的文学观》、乔光辉《杨...     

世俗化:杨维桢评价的一个侧面

在元末文坛上,杨维桢以其纵横奇诡的诗风独步一时,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元明清三代均不乏推崇杨氏之诗者。或曰:其诗“出风雅之变,……与风雅并行不悖”,实为诗三百之“余音”。或曰:其诗“震荡凌厉,骎骎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也”等等。然而,我们     

顾嗣立与康熙文坛

清代苏州著名文人顾嗣立,广交四方名士,文酒风流,扬风雅,实为康熙间苏城文坛之主盟。在顾嗣立周围聚集了一批重要文人,相与切磋唱酬,其诗学观以及《元诗选》的编纂都与这一文学群体息息相关。     

元人题画绝句撷秀

宋徽宗赵佶始创画面题诗以后，这种风气，在南来并没有盛行起来，直到元代，其风大昌。有的画家，甚至每画一幅必题诗其上。王士说过：“倪云林每作画，必题一诗。”（《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三）所以，元代题画诗比较多，顾嗣立《元诗选》、陈邦彦《历代题画诗类》，较为集中地收录了这类作品，各家别集中亦可检得。元代画面题诗蔚然成风，这与元代画学鼎盛密不可分。董其昌在《画掸室随笔》中说过：“元时画道最盛。”张丑《清河书画航》也说：“近世谈画，例推元人为第一流。”元代画家于绘事毕工时，兴到神来，每每挥毫儒墨，题诗于画上一…     

杨维祯生平仕履考辨

元代诗文作家中,杨铁崖享有极高声誉,贝清江云:“铁崖务铲一代之陋,上追秦、汉。虽词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①由此可见杨铁崖在元代文学史上、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铁崖长期生活于东南沿海城镇,坎坷的经历加之新奇多变的城市生活的刺激,赋予他的文学思想乃至文学作品以不同凡响的、离经叛道的内容,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明文学思潮是和铁崖风格息息相通的,是铁崖为代表的元季东南文学思     

论杨维祯的戏曲理论与实践

杨维祯(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元末时期重要作家。在文学理论及创作方面很有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深有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为“横绝一世之才”,“以诗文奇逸凌跨一时”。可谓推颂备至。维祯不仅擅于诗、文,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曲家。他的有关元曲的理论,他在戏曲实践中对元末苏、松地区戏曲声腔发展的贡献,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并求正于方家。(一) 杨维祯的文学主张是“复古”。他大力创作“古乐府”,要求诗歌重现古代《三百篇》所具有的活泼、自然的精神。这种旨在复古的诗歌理论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撰

顾瑛所编《草堂雅集》,选录元末文坛一些重要诗人诗作,不仅体现出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对元季之诗,撷其英华,实有总结之功。放在有元一代编撰文学总集的背景上来看,《草堂雅集》亦有其重要价值,并对清代顾嗣立编选《元诗选》有较大影响。     

元诗选

<正> 《之诗选》为元代诗歌总集,清人顾嗣立选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人,博学工诗,康熙时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及《皇舆全览》等书。《元诗选》共分三集,一百一十卷,先后成书刊行。每集收录有专集可据的元人诗作一百家,分别按天干顺序分为甲集至壬集。另以癸集分别收录零章断什、不成卷帙之作,多达两千三百余人,但终末完成。除癸集外,所录自元好问以下诗作凡三百四十家(其中附录四十家),并仿照元好问《中州集》体例,每人下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传,并附评语。据顾氏自述,是书以“雅正”为选编标准,“凡有义关风化、事涉纪载者,在所亟     

元代诗人的乐府观与乐府批评

元代是一个乐府诗创作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顾嗣立《元诗选》所收340家元代诗人半数以上有乐府创作,同时元代的乐府批评也相当丰富,既有"题解类批评",也有"专论类批评",且各具特色。除左克明《乐府集》"题解类批评"、杨维桢于"古乐府"所持种种认识外,方回、黄景昌、吴莱、胡翰、虞集、孟昉、赵德、李孝光、周巽等人,则为其中之佼佼者。方回的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观、黄景昌的"古今乐府体"论、吴莱对《乐府诗集》的批评、李孝光的"古乐府"认识观、周巽的拟古乐府的创作与认识等,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对乐府批评进行关照,他们崇尚商周雅乐,揭示出在蒙元文化背景下的各自不同乐府观与批评个性,他们乐府观的核心是尊宗汉魏乐府。     

刘时中待制与刘时中州判考

元曲家有两个刘时中。一见于《录鬼簿》。一见于《录鬼簿续编》。但是自清代以来的有关记述中却多将两个刘时中混为一人。直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元曲纪事》(王文才编著)刘致条仍云:“考《录鬼簿》列时中于前辈名公,《续编》又复重见”,并依诸多文学史之误,承袭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之说,谓刘时中待制初仕永新州判。其实,刘时中待制系《录鬼簿》所载之曲家。其人名致,字时中,原籍系山西石州     

杨维桢与瞿佑家族交游考辨

瞿佑家族是于至正十九年(1359)浙省乡试之时结交杨维桢的;杨维桢、瞿式衡、瞿佑、凌云翰等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社员;瞿杨交游对《剪灯新话》成书影响很大.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顾春词中“云林”辨误

清代满族女词人顾春有《醉翁操》一词,题为“题云林《湖月沁琴图》”,今选注该词者皆注“云林”为元代画家倪云林。本文根据顾春其它词作和倪云林的画风,进行比照推论,认为顾词中提到的“云林”不是元代画家倪云林,而是顾春当年的女友,即清代一位善于诗词、懂得音乐又擅长绘画的贵族女子。     

杨维帧与瞿佑家族交游考辨

瞿佑家族是于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浙省乡试之时结交杨维桢的;杨维桢、瞿式衡、瞿佑、凌云翰等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社员;瞿杨交游对《剪灯新话》成书影响很大。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南北融合与元代文坛格局的建构

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相呼应,元代一统文坛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在1260年前后,是西域文人群崛起的重要基础;第二轮包含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分别在1278年、1286年左右,前者推动了元曲南移进程,后者推动了元代中叶正统文坛的南北融合;第三轮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以馆阁文人为主导的元代中晚期文坛格局得以形成;第四轮在“至正更化”前后,1340年到1352年左右,元末正统文坛因之而有中兴之势。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不仅使其文学格局走向大一统,更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后的彬彬之盛,无论是融汇过程还是其结果,皆有着不容掩抑的意义。     

萨都剌集版本考

关于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诗集的版本,清代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天锡雁门集》卷首小传、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萨龙光编注《雁门集》附录及日本民友社明治重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卷首岛田翰序等都育论述,但由于他们对现存版本没有作过全面了解,论述都十分简略,于版本源流语焉不洋,且间有错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雁门集》,校点者在《前言》中有关版本的论述也错讹甚多。因此,我们对萨都剌集的版本问题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考证和论述。一版本源流据《雁门集》卷首干文传序说,萨都剌“以弹劾权威之不法,左迁镇江录事宣差,     

说杜牧《送隐者一绝》

杜牧《送隐者一绝》云:“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一首有争议的诗。胡仔云:“盖穷人不偶,遣兴之作也。”(《苕溪渔隐丛话》)胡应麟云:“此诗仅去张打油一间”(《诗薮》)。前者是对其思想的估价,后者是对其艺术的品评。今人陈友琴说;“这种诗的思想实在不佳,原来的意思是说贵人的头上也会有白发,足见这件事是很公道的了。这是古代所谓‘贵人’一种自寻开脱法,生老病死,‘贵人’也和‘贱人’一样,那被压迫的贱人们还何必争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牧的庸俗的一面来。”(《与缪钺先生商榷〈杜牧诗选〉中的一些问题》,见《温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