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书院教育与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

宋末士风不振,但在江南抗元斗争中产生的忠义之士却超越前代。这与南宋的书院教育有关系。南宋书院勃兴,教育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强调践履躬行,反对空谈,使书院教育出来的士子勇于投身抗元斗争,面对困境能够从容淡定,百折不回,甚至舍身取义。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的抗元斗争之所以波澜壮阔而异常悲烈,从某种角度看,与书院教育不无关系。     

角色转换与宋末元初词的新变

从南宋后期开始,词人的身份、角色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改变,由歌者、文士、志士、谒客转到隐士,凸现了隐士这一词人群体的独特生存状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反映在词作、记录在词史上的便是一种独特的审美风貌。宋末元初词新质的生成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有着深层而广泛的内在联系,着眼于词人的隐士身份角色,来探讨当时词中抒情人物形象的构建、创作实践的意义和词作风格的形成,或许更能为之找到内在的逻辑依据。     

雅玩、第三只泪眼、清凉散——论周密宋末元初词之功用的衍化

词人周密经历了南宋时期诗意涣涣的审美人生、"地被他人夺去"的苦难人生、异族统治下的虚无人生这样的三段式生命历程,与之对应,词在他生命中分别呈现为雅玩、第三只泪眼和清凉散的功用,周密的生命历程和词之功用在宋末元初具有标本意义.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分化及原因寻绎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迅速崛起,可依据生存姿态及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坚决不仕者、屈身就仕者及游走于二类之间者三个阶层.而宋元易代所导致的文化和文人地位的巨大转变,以及华夷之辩思想的勃兴则可视为这一群体繁盛的三大原因.     

论李贺诗歌的悖论性

李贺诗歌之所以吸引和震撼一代又一代人,不仅因为其诗风的诡异奇谲,想象的丰富奇特,而且还因为他的诗歌里充满悖论性。这种悖论性是由于诗人生命的沉沦以及由此作出超越的挣扎而产生的,它既体现在时间意识和创作动机上,也体现在意境的营造、字法的运用和结构的安排上。     

论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

本文着重论述了李贺诗歌独特艺术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内涵。从中可以看出李贺诗歌多采用联想、想象、直觉、幻觉、时空互渗等方法,把自己的情绪和感触移至自然万物之上,充满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亦即原始思维和幻觉思维的特征。     

论李贺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李贺是主观性很强的诗人,他的诗歌里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以近乎自戕的写作方式来写诗,对生存的体验带有浓重的悲剧性色彩。他倾心于死亡,并在面对死亡的沉沦与挣扎中完成了一次致命的飞翔。他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了全部的生命激情,却对诗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于是,生命与诗歌在互相渗透而又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中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最后在死亡中达到真正的合而为一。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

戴表元诗文理论是在对南宋末诗文风气的批评中确立并形成的。在诗歌方面，他提出的宗唐理论有其特定内涵和背景。其核心是在向唐人学习的同时，也要借鉴《诗经》、乐府诗和建安六朝的诗歌资源。宋末元初，戴表元的影响局限于四明、杭州等地；到元大德、延祜年间，其弟子袁桷逐渐在大都发扬、传布其派理论，渐具全国性影响，因而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诗文实践具有转型性意义。可以说，元人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风气的形成，戴表元无疑具有先导之功。     

宋元诗歌中的蚩尤意象

蚩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曾与黄帝在涿鹿作战,最后被杀。他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在宋元时期却以不同的面目不断地出现在诗人笔下:或者直接指神话中的蚩尤,或者是作为战神祭祀的蚩尤,或者是象征战乱的蚩尤旗,或者是与蚩尤有关的一系列历史遗迹,等等。蚩尤作为神话原型,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特定心理,并在宋元诗人的反复使用中,又获得新的意义内涵。蚩尤作为神话人物已经移位为文学殿堂中的意象。     

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关羽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刻意描绘的忠勇形象。这些作品以其灵活的方式、通俗的语言不仅掩盖了关羽的骄矜寡谋 ,拔高了关羽的忠义神勇 ,而且再造了关羽的“儒者气象”,确定了关羽的神像、神号和祭日 ,最终与表彰忠义的理学思潮相表里 ,促成了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现象。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 ,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 ,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 ,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 ,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 ,也更接近实际     

元、明之际的"师子林"及相关诗、画

元平江路、明苏州府城东北隅的"狮子林"亦"师子林",最初由中峰和尚明本的徒孙为其师天如和尚维则所建,以石山的精巧和构筑的幽胜,"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布局而闻名当世.此后,菩提正宗寺的主人"天如则公"和他的继任"卓峰立公"、"如海因公"一直保持着吸引、友善文士的传统,从而赢得欧阳玄、李祁、张翥、郑元佑、高启、王彝、王行、张适等的题诗,朱德润、倪瓒、徐贲等的绘画,成就了一段非常辉煌的园林文化佳话.特别是关于释道衍亦姚广孝的传闻,更为这座园林的早期历史添上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迨明中叶以后,师子林几经易主,不复再有雅会.     

时空与食事:宋元明时期的饮食谱录及其所蕴含的社会饮食风尚

饮食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更加细节的呈现。宋元明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到顶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数量众多的饮食谱录编撰成书,是宋元明时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的产物。不同时期饮食谱录的编撰体例和内容,既是社会与时代特色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宋元明三代各具特色的社会饮食风尚。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宋元的荔枝种植与气候变迁

荔枝种植在元宋时期经久不衰,区域较唐代有所扩大。宋代经历了中国气候史上一次重要变迁,荔枝种植因此受到影响：西南地区的种植区域有所南移,东南地区的种植区域则整体移向东南沿海与珠三角地区,北方的荔枝种植最终消失。元代的荔枝种植地区范围较宋代有所缩小。从种植区域的变化可了解气候变迁对荔枝种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