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微时代新媒体涉腐舆情公众参与研究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微时代下,公众参与反腐既是主观需要也是客观形势所需,新媒体涉腐舆情固有的隐匿性、多样性、全面性、持久性等特点,为当前反腐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对监管新媒体舆情提出了新挑战。因此,有必要从新媒体舆情监管法制建设、新媒体网络文明宣传、新媒体技术研发、官方微博舆论引导、媒体间合作网络治理、约束大"V"网络语言、维护司法权威等角度入手,健全新媒体涉腐舆情公众参与机制。     

我国网络反腐模式、局限与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主要包括官方网络反腐、民间专业网络反腐和大众网络反腐.网络反腐以其传播速度快、参与面广、虚拟隐蔽、成本低廉等特点,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反腐败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功能的发挥受到信息、网民、政府、程序等多个方面因素的限制,针对网络反腐在实际运行中的局限性,有必要构建反腐联动机制、舆情汲取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舆情监管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     

网络反腐事件曝光者的心理动机解析

近年来,网络反腐已成为我国体制内反腐的重要补充力量,公民利用互联网成功使腐败官员落马的事件屡屡发生。而网络反腐事件的发生始于掌握涉腐信息的有关人员将相关信息在网上曝光,这种曝光行为对于网络反腐非常重要。目前,我国公民普遍存在痛恨腐败心理,一部分人还存在仇官心理,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在此社会心理基础上,引起涉腐信息掌握者通过互联网曝光有关信息的心理动机主要包括个人事业型、路见不平型、维权伸冤型、报复泄恨型、猎异好事型、内讧竞争型等六种型。而不同的心理动机将带来不同的反腐效果,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与我国既有的反腐败体系有效对接,从而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点及政府调节研究

针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频发问题,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研年轻网民参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情况及其受网络舆情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年轻网民对网络舆情事件具有较强的鉴别能力,网络舆情事件对年轻网民的价值观影响不大;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网民的网络舆情鉴别能力存在显著性影响。据此,对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加强对网络舆情的重视、创新引导方式、建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建议。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引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网民对其信任程度是影响舆情引导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多项Logistic模型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信任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实诚的损失、平台把关或审查制度、权威性、信息互动、阅读信息、法律约束以及查看微博等因素影响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政策建议。     

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研究

高校学生网民兼具网络舆情的信息源、传播者和受众等多重角色,在网络舆情传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构建了研究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七维度模型,并通过调查,初步揭示高校学生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过程中的主体特征、舆情内容、传播渠道、传播结果、传播心理、基本态度以及监管诉求.基于此提出了更好地优化与管理高校学生网民参与网络舆情传播活动的对策和建议.     

网络环境下检察机关处置舆情危机的几点思考

网络舆情表达方便快速,信息多元,方式多样,区别于传统媒体。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上涉检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的此起彼伏,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不断受到冲击,日益危及检察工作的开展和检察队伍的建设。本文针对涉检网络舆情的特点,从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化解涉检网络舆情危机的一些策略,试图为基层检察机关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提供一己之见。     

以制度化筑牢网络反腐新防线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存在反腐信息真假难辨、失真的网络民意审判、举报信息提前扩散等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事件。要克服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憾和问题,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网络反腐就必须与制度反腐相衔接,制度化是网络反腐的根本保障。应该从加快网络反腐法制建设、健全网络反腐工作运行机制、完善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网络舆情监控、加强网络反腐廉政教育机制建设等五个维度来构筑网络反腐长效机制,为网络反腐制度化提供路径选择。     

从网络民意折射出的政治舆情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网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网络民意折射出的政治舆情可信程度较高,表达了对某些民生现状、事实真相被掩盖和野蛮强权的不满。理性对待网民和网络民意,增强执政忧患意识,通过“网络问政”和健全网络反腐新模式抓好执政能力建设应该成为全党的共识。     

基于羊群效应传染动力模型的医患关系网络舆情演变研究

医患关系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存在基于羊群效应的传染行为,并且主要受到传染系数大小的影响,而传染系数又取决于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网民之间的接触程度、他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信息获取的齐全可靠程度,其中信息的齐全可靠性主要受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网络舆情报道不完备性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要减少有关医患关系负面网络舆情传染,政府应当加强信息监管力度,社会媒体应当承担起事实传播者的角色,网民应当提升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     

网络舆论监督反腐败的制度化思考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反腐败的独特优势,而其真实性、偶然性、侵权等问题又制约了这种优势的发挥。这些问题都有制度成因,如何进行制度构建是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关键。这种制度构建有三个维度,从网民层面看,基于有限实名制的自律和基于法律规范的他律同等重要;从网媒层面看,应尽快建立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机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媒体间协作与创新机制;从政府层面看,应着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机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事件调查督办机制等。     

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与应对

随着网络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网络舆情也迅猛发展,各种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负面舆情也日益增多。如果对这些负面舆情不及时、有效地加以管理与引导,就会形成网络舆论危机,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形象,增加政府管理难度。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与政府、网络媒体及网民3方均有关：首先,是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网络舆情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机制不健全有关;其次,是与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快捷性和难控性有关;再次,是与网民参与的主动性、网民舆情的主观性、网民素质的差异性有关。要有效遏制网络舆情危机的产生,首先,政府要加强沟通交流,保障民众话语权;完善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管理;建立舆情管理机制,有效应对危机舆情;加强舆情应对体系建设。其次,网络媒体应增强危机预警能力、社会责任意识和协调监督作用。最后,网民应将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了解新闻传播知识,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关于网络反腐的宪法学思考

网络反腐是当代的党务新词。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蕴含着积极的宪法意义。网络反腐彰显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落实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应当通过宪法引领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对网民及网站的管理引导，实现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方式的有效互动。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与秩序重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隐藏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引发网络正义与网民隐私、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新闻真实与商业利益、负面信息与媒体责任、法律原则与网民道德观五大伦理困境。针对网络舆情过程中的伦理冲突,政府应建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新的网络伦理价值体系;媒体应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确保网络舆论引导的正确性;公众既要增强网络社会的人格自觉,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网络道德素质,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自媒体时代涉检网络舆情的特点与处置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工作代表和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成为法治社会的希望与理想,因而受到公众舆论的格外关注。然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普通市民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使得涉检网络舆情监管越来越难。当下,我们应当从自媒体时代涉检网络舆情的特点着手,理性分析应对涉检网络舆情所面临的难题,从而建立一个集预警、研判、处置和防控为一体的涉检网络舆情应对机制,提高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能力。     

信息化时代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SWOTS分析

文章运用SWOTS分析来构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模型,在分别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等角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化时代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对策：一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为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二是加强网络反腐立法,建立健全网络反腐制度;三是加强网民的网络道德素质教育,提高网民的综合素质;四是正确引导网络舆论,营造反腐倡廉建设的良好舆论环境;五是加强网络反腐信息调控,确保网络信息的真实可靠性。     

网络反腐过程中网络举报的规范化研究

网络反腐信息的披露和曝光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将网络披露和曝光反腐信息的行为视为举报之一种,肯定其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赋予其规范意义和制度功能,既符合举报制度的法律解读和政治意涵,也是应对腐败案件特性和国际反腐运动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应该针对非正式网络举报特点,建立舆情收集分析和线索核查机制;确立合理评价和鼓励原则,理性规制和引导网络举报相关行为;制定《举报法》,完善网络举报法律制度,规范保护网络举报。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本体分析

舆情本体是危机事件相关信息的网络文本内容,决定了网络舆情的热度和危害性.以湖南凤凰古城收费事件为例,甄选网络舆情本体的高频词汇,从词汇类目和演化阶段两个维度,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本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网络舆情受媒体议程设置影响,网民对事件的探讨基于媒体的报道内容,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和深入的内容生产;“用脚投票”“抵制”是网民表达不去旅游的意愿和负面情绪的最主要方式;网络舆情的发散追因现象明显,将旅游事件发展成社会事件,将事件的负面影响扩大到整个旅游地,将个别案例扩展到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明显,极端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语言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或造谣诽谤;应对网络舆情的冲击和影响,需要从提升网民和政府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自律、重视网络舆情的反馈作用以及建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