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破解企业“不能转”“不会转”和“不敢转”的难题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董事网络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经多项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董事网络通过资源效应、学习效应以及治理效应缓解企业“不能转”“不会转”以及“不敢转”的难题。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情境机制和企业内部特征的差异会导致董事网络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进一步,本文还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同一董事网络内部存在同群效应。本研究丰富了董事网络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为当前数字化背景下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和切入点。     

经济周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同群效应和热手效应视角

在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经济周期波动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具有研究意义。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逆周期特征;进一步发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和行业同群效应,且两类同群效应均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逆周期性;管理层对未来经济预期存在热手效应,但在此影响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呈现显著逆周期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化水平高、行业竞争程度高和媒体关注度低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逆周期表现更明显。     

数字经济下董事网络嵌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董事网络嵌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进程在其中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董事网络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企业成长均具有倒U形影响,而数字化转型进程使得前述倒U形曲线趋于平缓。进一步地,发现数字化“底层技术转型”使得结构嵌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曲线变缓,对关系嵌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化“技术实践应用”使得关系嵌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曲线变缓,对结构嵌入与企业成长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水平、企业创新是否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正向作用，在此过程中，内部控制水平与企业创新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中，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五个层面，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且应用层面的作用要强于技术层面。在调节作用中，高管团队年龄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法律环境则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为我国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避税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组织趋同理论

基于新制度主义组织趋同理论,企业避税不仅是存在于企业内部的问题,其组织间相互影响的模仿行为更值得探讨。本文以2008—202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后,发现企业避税存在同群效应,且会选择模仿同行业领导企业和同地区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增强了企业避税的同群效应强度。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数字化水平和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环境不确定性下的避税同群效应具有促进作用,而审计师外部监督强度对其有抑制作用。文章为政府引导企业减少避税行为、提高税收遵从度,增强社会责任的履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     

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的同群效应研究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行业和地区层面,探讨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是否存在同群效应。研究发现: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和地区同群效应。上述结论在替换主要变量指标、替换样本区间及考虑自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仍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的行业同群效应,以及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的地区同群效应均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客户和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的地区同群效应在这两类企业中并无显著差异。     

董事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

数字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赋予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革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多重困境。本文选取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通过Python对企业年报的特定关键词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基于底层技术开发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量化指标，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董事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董事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信息不对称发挥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经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网络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主要集中在技术实践应用层面。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社会网络关系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分层研究边界。     

基于ERGM的协同创新网络形成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电信产业申请并授权的合作专利为数据基础,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所间协同创新网络,并识别影响组织间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内生网络构型,以及外生节点属性两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实证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协同创新网络是组织协同关系社会化特征的体现,其形成受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共同作用;协同创新网络中,边结构表现出显著的稀疏效应,网络多涌现易于形成资源共享与交换的星型结构和三角结构;网络中组织的合作开放度和区域同配性,能够增加网络节点间的连接概率,而组织的协同创新能力与组织类型同配对网络中新合作关系的形成,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

<正>实体企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但当前实体企业具有“脱实向虚”的趋势。本文依据我国2010-2022年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相关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具有调节效应，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提高审计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更为显著。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政府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企业降低审计费用，提供重要启示。     

企业的“脱实向虚”具有同群效应吗?

探究了上市公司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潜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行业还是地区角度来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是行业层面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机制，且该行业与金融行业之间较高的收益率差距会加剧上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企业金融化的地区同群效应主要源于地区内的信息交流式学习，较低的地区融资约束会加剧信息交流式学习对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影响，而较高的地区金融监管程度则能够缓解上述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基于市场规模动态的多agent模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还通过“自下而上”的作用机制影响着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构建了一个多agent模型，在考虑市场规模动态的情况下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数值实验和案例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与市场规模有着密切的关联。成长型市场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力地提升了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程度、创新成功率和创新收益。稳定型和衰退型市场条件下，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数字化程度和创新成功率到达一定程度后会停滞不前，衰退型市场条件下创新收益还会逐步下降。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企业和产业都可以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需要基于市场规模特征进行权变决策。     

基于知识创造和知识溢出的R&D联盟的动态模型

本文通过对R&D联盟中企业间知识创造和知识溢出的分析,给出了知识存量的一般表示方法,并将参与企业的知识投入和开放水平视为内生变量,构造了知识联盟R&D两阶段的非合作动态博弈模型,提出了在对称的情况下纳什均衡存在并有唯一解的条件,分析了知识投入和知识开放水平在联盟不同时期对企业均衡利润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对部分命题提供佐证。最后,在模型假设和模型思想方面进行了一些简单探讨。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侪激励机制下政府补贴对制造商绿色研发影响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地方财政支付压力过大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补贴机制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是实现政企合作双赢的关键。在同侪激励视角下建立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的演化博弈模型,结合静态激励和动态激励两种方案,分析双方博弈中的局部稳定性,探讨同侪激励基金、补贴系数等因素对群体演化路径的影响,从合作机制层面验证了同侪激励的可行性:较低的政府补贴支出仍能激励制造商绿色研发,较高的政府补贴支出可能导致补贴困局,动态调节的同侪激励机制可以协调政企双方不稳定的合作关系。     

中国情景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研究——基于TPB视角

本文运用大样本问卷调研法,基于TPB视角重点分析消费者的伦理购买决策机制,旨在考察中国情景下影响消费者伦理购买意向的深层次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伦理购买行为意向,其中主观规范是购买意向最有影响的预测变量,表明中国情景下消费者在进行伦理购买决策时更倾向于遵从社会规范的影响;进一步感知行为控制不仅直接显著作用于伦理购买意向,还通过行为态度对伦理购买意向产生间接的重要影响,表明在中国情景下如何真正提高消费者伦理购物时的感知行为控制程度是企业实施伦理营销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总体而言,本文结果表明,修正后的计划行为理论对中国情景下消费者的伦理购买意向能够进行有效地解释与预测,说明计划行为理论具有良好的跨文化适应性。最后,本文为中国企业伦理营销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建议。     

企业动态联盟的协调机制

企业动态联盟是近年来出现的由多利益主体联盟结成的一种新型的网络组织形态,这种网络组织的运作效率和联盟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联盟成员企业的独立运作能力,而且更需要联盟体内成员企业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协调。针对企业动态联盟实践中遇到的协调困难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风险问题,本文在阐明企业动态联盟协调的价值基础、关键要素和基于信息平台的协调管理构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形态的企业动态联盟的协调机制,并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协调方法,以期为企业动态联盟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胜任—绩效建模——基于越商代际传承的实证分析

接班人的选择与培养对于家族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家族企业接班人的胜任—绩效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家族企业接班人胜任能力包括社会网络、政府关系、发现机会、承担风险、资源整合、战略决策、学习创新和科学管理八个因子,其中,前四个因子和后四个因子可以分别归属于管理素质和管理技能两个一级因子;家族企业的继承绩效包括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两个因子,其中,客观绩效包括人才结构、产品技术、品牌形象、市场份额、利润增长和企业规模六个二级因子,而主观绩效主要包括家族满意和员工满意两个二级因子;社会网络、学习创新、政府关系、资源整合等因子对于家族企业的继承绩效具有更显著的相关性关系,而社会网络和政府关系对于企业继承的影响颇具中国特色。     

基于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的风险投资金融契约设计与学习机制

在风险投资中,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起决定性作用,为了研究如何更好地激励企业家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本文将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分为：质量努力和管理努力。首先,本文在单期静态模型下设计最优金融契约,并研究了两种努力的效率对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单期模型中,激励企业家付出质量努力比激励其付出管理努力更加复杂,且与企业的内在价值波动有关。进一步,在多期动态模型中引入风险投资家对企业信息的学习过程,研究表明随着企业内在价值波动率单调减小,契约的激励效果越来越显著,且学习机制的加入会激励企业家降低努力的成本系数,同时更多地提升质量努力的效率。     

企业信用内生网络模型及其演化研究

本文考虑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两个部门，通过构建企业内生网络模型研究企业间信用关联内在形成机制及其演化特征。通过对内生网络模型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重现了现实企业系统存在的一些特征：企业信用网络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该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较长的合并周期则能更好地反映企业间信用关系，且随着合并周期变大，网络密度也显著增大；企业资产规模分布具有幂律尾部特征，企业资产增长率随时间演化逐渐呈收敛状，且其概率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     

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上海和广东两地2001年上市公司的实证考察

本文描述了上海与广东企业 ,因连锁董事的企业间联系而构成的区域企业网络的形态。研究发现 ,上海企业镶嵌于一个具有整体的、广泛的企业连锁网络之中 ,而广东企业镶嵌于一个离散的、小型的企业连锁格局之中。结合西方关于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形成的理论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 ,本文得出以下可能的推论:(1)从网络形成的角度讲 ,地区企业网络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具体的讲 ,上海企业连锁董事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镶嵌于广泛而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广东企业间离散的、小型的连锁格局很大程度上与其依据于市场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关。由于广东的企业更多地依赖市场实现企业的相关战略 ,企业间的非经济关系诸如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相对简单和缺省。 (2)从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对企业行为及地区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讲 ,上海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多多少少地受其特有的企业间连锁董事网形态的影响———其有可能促进企业成功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政府对企业以及企业间的协调与控制、以及有利于企业对资源的获取。但同时 ,广泛而紧密的企业间连锁也可能促进企业层面或管理者阶层的共谋 ,破环经济秩序与效率。虽然广东企业主要依赖发达的市场来获得快捷而足够的信息 ,其并不能完全替代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