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中国新时期大规模人口流动,正在影响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改变。利用1996²011年数据,构建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家庭现金负担、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值等4个变量的协整方程,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是城乡间巨大流动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现金支出负担是次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对农村地区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期望的减缓城乡间人口流动的效果尚未显现。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短期波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改善城乡关系的对策。     

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研究

农村仪式性人情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构成村庄社会结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的不同，中国农村可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不同区域村庄中，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表现形态都存在突出的差异。从静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情圈建构规则、随礼规则以及人情性质方面上的差异。从变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在变迁形式、侧重点、程度和面向上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文章认为，只有纳入区域比较的视野，才能揭示出中国农村人情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实践面向，以避免既有研究对中国农村人情现象认识的一般化倾向。此外，引入区域的视角研究农村的仪式性人情，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变迁提供了窗口。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人情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

现阶段,建设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照搬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家庭依旧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石。自古以来,在我国的家庭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情文化,对维护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功不可没,同样对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具有重要影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融合传统的人情文化。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理性或非理性?——试析目前农民人情消费之风

近年来,农民中的人情消费之风日盛。本文试分析以下问题:农民人情之风从何而来?人情负担何以日益沉重?农民为何不停止无止境的人情消费,他们是无理性的"小农"吗?文章认为,目前农民人情负担加重是他们社会网络普遍扩大的直接结果,工具主义对人情交换的渗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情之风,农民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它涉及道德考虑、工具性和情感因素,体现了一种追求行为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理性"。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中国地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动态演化

基于各省区农村居民住户收入分组资料,使用不等分组的基尼系数公式重新估算中国1995-2009年31个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使用统计方法对中国农村基尼系数的地区分布状况和时序演化态势进行分析;用动态差分的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各种因素对地区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全面剖析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演化及其决定因素,试图为从宏观角度理解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规律提供依据.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深入分析人情圈、传统消费心理、家庭经济和家庭类型4类因素对农村家庭人情消费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模型,进一步揭示各因素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这对于如何引导当前农村文明消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收入差距、高房价与阶层流动——基于CHNS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从微观的家庭层面入手研究收入差距、高房价和阶层流动三者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性影响;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地区效应;相较于农村地区,高房价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高房价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对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当前,我国的阶层流动变缓,出现了阶层固化。     

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U型关系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这一结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