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篇要旨辨正

《辨骚》篇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的文学作品是宗经并将其具体化的杰出典范,体现了学习经典和发挥个人的才情以实现艺术独创性的完美结合。因此刘勰使用"骚经"这一《文心雕龙》当中并不多见的称谓,给予屈骚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笼罩《雅》、《颂》",继承并超越了经书。同时屈原作品在汉魏六朝的流行以及后世文人不正确地学习、模仿《离骚》而导致的"流弊不还"恰恰成为推行宗经主张的最大障碍,反而累及到对屈原的文学地位的界定,"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亦经亦辞,非经非辞。刘勰这一巧妙的安排一方面确立了经书的崇高地位,同时通过将屈骚纳入宗经评价体系的方法,也合理地解决了屈骚的身份认定问题,清除了推行宗经主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重文轻术 附依以传——论《文选》骚类与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唐代,由于文人重文轻术以及诗文革新运动刻意贬抑楚辞,楚辞学在唐代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在此形势下,《文选》骚类对唐代楚辞学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唐代文人如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皮日休等对楚辞的接受大都受到了《文选》骚类的影响。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刘师培对《晏子春秋》研究的贡献

刘师培对《晏子春秋》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校释了《晏子春秋》的文本，考证了《晏子春秋》的篇目，并对《晏子春秋》著作的学派归属进行了论争，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晏子春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研究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都论述了"武"。"武"包涵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反映了商末、西周、春秋时代以血缘家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体现了该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军政合一、兵刑合一的政治军事制度。"武"不是兵法,其兼并弱小的战争观,以攻为主的战略战术,都与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将战争当做客体来研究、当做艺术来对待的兵法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武》八篇应该是兵法产生之前的军事文献,其时代上限是西周初年,下限是春秋末年。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顺宗实录》研究献芹

从讨论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对传播《顺宗实录》的意义入手,可以对《顺宗实录》之撰进、删削、初入韩集之时间,以及版本流传、得失争议等问题加以探讨。     

《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辨析

<文心雕龙·辨骚篇>历来是"龙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篇把楚辞与经书比较,认为有四同与四异.学术界一致认为四同应是褒义,而四异则有褒、贬二说,至今仍针锋相对.笔者认为,从四异本身、该篇篇旨和该书的理论体系去辨析,应为褒义.     

《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

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诗》骚又对具体作家、作品同时起影响作用。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