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弹性结构"对乡村革命、改良绩效的制约——以1927至1937年江西为例

1927至1937年,江西乡村社会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之下,其变迁都具有明显的迁延性.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和消减农村革命与改良的绩效.     

苏区革命与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变迁

普遍认为苏区革命使乡村传统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革命要改变的那个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它不可能由于短短的几年土地革命而发生深刻的变动;尽管革命对乡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其冲击效果十分有限。在革命进行中,传统社会结构的内核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苏区社会内部,一俟条件成熟就会反弹;苏区革命失败后,随着国民党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进行,原有的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全面回复。事实说明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经过苏区革命,农村社会结构依然还是传统的那个结构。     

近十年来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能否彻底成功的关键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承栽着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乡村社会变迁呈现出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困境中寻求解脱的走向.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承载着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近十年来随着现代化脚步的迈进,乡村社会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发现,乡村社会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变迁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近十年来,学界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也渐行渐进,但存在着划地为牢,研究颇多、交流甚少的问题.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视角,就会形成多少种对社会变迁的理解。社会学研究者们将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引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流动和社会文化等视角梳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成果,对于继续深化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大有裨益。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     

民主改革与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变迁

通过对羌族地区民主改革与乡村政治变化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19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通过民主改革,国家权力通过各级正式权力结构渗透到羌族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了村寨,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乡村政权.党政权力取代了羌族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羌族社会乡村政治状况,最终将羌族地区纳入国家的一元化政治制度之中.     

社会学视野中的乡村宗族势力复活与蔓延

宗族势力复活与蔓延是当代中国乡村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宗族势力复活既有传统文化渊源 ,又有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现实基础。宗族势力蔓延严重冲击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 ,成为乡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宗族势力蔓延 ,是当前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     

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能长久维持,在于国家、绅士和小农三方的互动呈均衡稳定状态。近代以来,在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下渗,小农贫困化普遍发展,尤其是作为中介和上下缓冲的绅士阶层发生剧烈分化与蜕变。传统乡村绅士的分化表现在：除了部分继续钻营仕途外,向工、商、军、学甚至下层社会分流。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原有上升渠道遭遇制度性解体,造成乡村绅士向城市大规模的单向迁移。绅士阶层的外流与分化引起了乡村政权的蜕化,国家、绅士和小农均衡互动的结构格局难以维持下去。国家政权不断扩张和向乡村的持续下渗,使传统国家的间接治理机制渐次失效。伴随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小农不断发生分化和贫困化,也对传统乡村的宗族组织机制和村落聚合力造成巨大冲击。小农的日趋贫困化,正形成解放前乡土中国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预示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和彻底重组。现代化过程还加剧了城乡文化疏离,使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失衡,陷入总体性危机中,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绅士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关键词：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梁漱溟“乡村建设”述论

梁漱溟是一个哲学家,更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源于他对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社会结构及中国文化基础的分析。乡村建设理论贯穿着中国伦理情谊,重在恢复、再造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是要依靠旧政权的支持,以和平改良的方式,造就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不是一个济世良方,即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终于逃脱不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窠臼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思考

论述在"两山"理念引领下,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绿色变革.指出乡村"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视阈下美丽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名片,它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美好画卷的同时,也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基本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与总目标.因此,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视阈下"生态宜居"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现实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观念的变迁

快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正将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带入到以现代、后现代为主要特质的“城市社会”,乡土中国正在被“城乡中国”所取代,经历了价值观念从一元向多元交织演变、道德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习俗观念从“乡土本色”向现代性多元演变的过程。对于中国城镇化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中乡村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变化,是最为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百年以来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近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近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研究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城市化近代化的视角深入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也存在有待发展的方面,如研究中的不平衡、缺乏总体上的宏观研究、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等等.乡村社会流动的内容和范围极其广阔,拓展空间甚大.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近代乡村急剧的社会变动,必定会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中共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社会组织化"策略 ——基于1920—1950年代农民协会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建的历史分析

在引领乡村革命与改造的过程中,中共娴熟地运用了"社会组织化"策略,借以最大限度地延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实现重塑乡村社会的理想.所谓"社会组织化"策略,即是指借助多重机制和手段,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特定形式的群众性社会组织,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展开集体行动.在推进乡村革命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主要体现为农民协会的创建,而在推进乡村改造方面,"社会组织化"策略的实践应用又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建;二者的创建结果成功地帮助中共将农民普遍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堪称空前的乡村革命与改造,进而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中心滑向边缘--论李锐《旧址》和《银城故事》对"革命"的文学性解读

革命作为用暴力改变社会结构的社会行为,既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残酷性.在民间社会中,革命不断被边缘化.对民众的革命启蒙始终具有蒙蔽性,民众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含有朴素的意义,对革命的信仰表现出某种朦胧特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革命与改良是两种基本的道路,虽然不可否认革命的积极意义,但革命比起改良,对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破坏,改良的社会价值同样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