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之歌》——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惠特曼创作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全面体现,而其中的《自我之歌》则是浓缩了的《草叶集》,它是诗人对于生命以及宇宙万物所作的哲学及宗教的思考,它的实质是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我自己之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草叶集》的精华篇《我自己之歌》表述了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歌理念和诗人毕生创作的基本主题。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力求解答“我自己是什么?”这一富含哲思的问题。在对此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诗人表露了自己对“灵魂与肉体”、“上帝与自我”等对立统一关系的超验主义思想。本文从哲性诗学的几个侧面论证惠特曼与爱默生,黑格尔,尤其是与康德等哲学家在思想上的联系,并通过解析《我自己之歌》中对“自我、上帝、灵与肉”等认识客体所做的真诚表述,阐述诗人思想深处超验主义的泛神观念。     

民主思想的结晶——剖析惠特曼的《草叶集》

民主思想是《草叶集》的灵魂,贯穿《草叶集》的始终。在研究《草叶集》时,它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主题之一。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具有多元化,不仅突现于个体之上,而且赋予普通民众之中。他一方面积极倡导人人平等的理念,坚持为人的自由抗争;同时又认为一个民族的崛起要以广大民众为基石,通过他们的共同劳动,来创造一个新生国家,一起来继承那相同的责任和传统,并一同跨越时代。     

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纠葛与幻化——陶渊明《饮酒》诗七首意象结构探索

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的现实自我与摆脱名教、回归生命本真的生命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陶渊明《饮酒》诸诗中一系列意象的深层结构。在《栖栖失群鸟》等诗中，现实自我与生命自我表现为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与情绪，以鸟儿与松（菊、兰）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有客常同止》等诗中，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幻化为“一士”、“一夫”两个人物意象；在《结庐在人境》等诗中，生命自我摆脱战胜了现实自我，其澄明、宁静，自由欣悦的本真状态投射生成一系列浑然灵妙的诗歌意象，构成陶渊明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平衡之生与失衡之亡——海丝特和卡瑟琳之三重人格比较

《红字》中的海丝特和《呼啸山庄》中的卡瑟琳是英美文学史上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形象。虽然两人同样经历了坎坷崎岖的爱情道路,结局却迥然不同。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清晰地投射在两位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分别体现在追求爱情、矢志不渝的“本我”、遵循现实、历经磨难的“自我”和约定俗成、不可逾越的“超我”这三个层面上。当“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冲突加剧时,通过各种途径升华“自我”可以有效地缓和矛盾;与此同时,合理平衡矛盾冲突才能获得新生,而失去平衡的混乱只有在死亡来临才可消除。     

“我想写一首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抒情史诗《帕特森》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一文中说:“这个世界主要的辉煌壮举就是造就了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在《草叶集》中,惠特曼不仅“歌唱一个人的自我”,而且“也唱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在《帕特森》中,威廉斯写道:“这座城市/这个人,一种认同.”可见,爱默生笔下这个“包含着所有人的性格特征”的“一个人”在惠特曼笔下变成了一个包含“自我”和“全体”的人,而在威廉斯笔下,这“一个人”又进一步与一座“城市”相互“认同”.本文围绕“一个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这一主题,深入揭示威廉斯创作抒情史诗《帕特森》的心路历程.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我认同

经验性自我是冯至留德期间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文化熏炙之下,为现代中国和新诗探询的一种独特而稀缺的自我类型,是理解《十四行集》的必要条件。它在《十四行集》自我实现的表征为: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现代整体时间观的认同、人与自然等他者关系的发现。集体认同为核心的抗战文化语境里,在歌德"蜕变论"等思想影响下,冯至经验性自我也生发重构。呈现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个人的自我精神嬗变史,能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深刻问题。     

《草叶集》主题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讨论了《草叶集》的主题。在《草叶集》中 ,惠特曼讴歌民主和自由 ,倡导人类平等 ,赞美大自然 ,歌颂创造世界的劳动者 ,揭露和批判了一切违背民主理想的罪恶 ,并对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言以蔽之 ,放歌民主自由是《草叶集》的中心主题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困己之局：《莫菲》中的国际象棋叙事

在贝克特小说《莫菲》中，国际象棋具有不容忽视的叙事功能，影响了人物、空间及叙事进程三个叙事核心要素。《莫菲》的核心是困境意识，表现为三个方面：身体困境、空间困境及交流困境，其中又以交流困境最为关键。贝克特创造性地采用了国际象棋来建构小说的困境意识，包括三个层面：身体层面上，莫菲与“镜像自我”安东先生通过下棋交流，二人的对局具有自我搏斗的含义；空间层面上，国际象棋游戏的封闭空间与莫菲的生存空间都有一种异质性，且故事空间的冲突表征了人物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存在；交流层面上，小说以一局棋谱解释了主要人物无法交流的困境，引导读者对人物及事件做出判断。小说中的国际象棋既是人物在无法交流之处的交流，也暗含理性与非理性对话的无法达成。     

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第二自我”

事情自身的主词化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性”章所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它构成了接下来的“精神”章的基本理论旨趣,并在伦理、教化与道德世界形态中具体表现为关于三种自我的观念.对“第一自我”与“第三自我”,黑格尔均有比较明确的指称——前者为“人格的自我”(das Selbst der Person),后者为“良知的自我”(das Selbst des Gewissens):而对所谓的“第二自我”(das Zweite Selbst)则语焉不详.这与“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在整个精神章中所处的重要位置是极不相称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三种自我”观念的深刻理解.本文立足于对精神章“自身异化的精神”一节的两个主要论题(教化与启蒙)的阐释,专门探讨了第二自我在其中的形成及对它的恰当命名问题.     

在自我叙事的表象背后--评《紫禁女》

通过对卢新华新作《紫禁女》的文本细读,在分析其感性层面的自我叙事故事基础之上,进而挖掘其理性层面所蕴涵的历史忧患意识。在肯定其梦幻、日记体、意识流等多种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其“载道”有余而“文学”不足的缺憾。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十九世纪最接地气的人民诗人，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和礼赞者。他的诗风雄浑，大胆而有力，清晰、朴素而真实，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诗歌中创作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不仅影响本国诗歌创作，而且穿越了时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可以说深受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思想影响，诗人从《草叶集》中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郭氏“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在中国诗坛上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创作出积极向上的新诗，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文学研究自我审视与人性拷问——以萧红为例兼谈女性与文学创造力问题

长期以来,提及萧红,人们往往谈论的是她传奇的生活经历,或是“左翼女作家”的身份,对她的作品与才华反而鲜有涉及。直至20世纪80年代《萧红评传》的出版,才真正揭开了全面研究萧红的“扉页”。萧红在其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既超越了时代写作的局限,又突破了女性写作的藩篱。在女性自我与人类的平衡木上,她成功地找到了表达自身体验与抒写人性的契合点,在自我审视中贯穿着对人性的思索与拷问,在深刻洞察中又浸润着个人情感,既立足于自身又站在更广泛的“人”的层面上,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敏锐的文学创造力。     

英美评论家《草叶集》研究综述

<正> 任何一部伟大作品要想为世人接受,大半必须有一番波折的经历.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出版最初那些年代人们的评论很能证明这个看法.《草叶集》从出现到为世人所接受这一复杂的过程,一方面说明了独创性的作品即使鉴赏力极强、有很强理论水平的人也需要时间理解;另一方面,众多的评论、纷纭的观点正好说明了它的博大精深.本文试图粗线条地介绍这些评论,以求利用他山之石更进一步探讨《草叶集》诗歌本身.     

“杂感家”鲁迅自我形象的轨迹——从鲁迅杂感文体意识说起

作家自编文集往往能够体现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暗含了自己文字努力的向度及其自我主体形象。鲁迅在1925、1926年编辑《热风》、《华盖集》、《坟》，对自己以前的文字究竟编到哪个集子中做出了复杂的思考，而这样的编辑过程既体现了他自觉的杂感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透露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自我、建构主体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从惠特曼到奥哈拉:不一样的“叶子”

"叶子"是纽约派扛鼎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彰显着他和前辈诗人惠特曼的隐秘联系。沿着两人诗歌中出现的"叶子"意象,通过比较分析探索奥哈拉对惠特曼的模仿和戏谑,人们可以发现奥哈拉对惠氏《草叶集》中体现的诸多理念如自我、民主、城市等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和改写,在传承和变化中凸显出奥哈拉的创作深度和独特时代意义。     

《沧浪之水》与湖湘官文化

作为“官场小说”,阎真的《沧浪之水》揭示了中国尤其是湖湘“官文化”的真相。一是“官威”,既进行了感性的描述,又进行了理性的概括;二是“官学”,既涉及其经验层面,更在其全面性、系统性上,涉及了它的理论层面;三是“官德”,主要表现在有德、重德、积德3个方面。     

论《死者》中的生死观

《死者》中体现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死观。哲学意义上的生死状态包含三个层面：生命存在与否。人与自我关系,人与人情感关系的生死状态。这三个层面的生死状态单独或交织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相互联系,死亡之中包含生机,“爱”是死亡重新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本文以《死者》为解读对象,从生死状态的三个层面探讨乔伊斯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