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理性政府与理性农民的简单博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入机制分析

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理性政府的正确选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的理性选择,但在政府是否供款,农民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上存在着一种非对抗性、不完全信息、动态的合作博弈。政府介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充分的,应确认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长期责任,以法律手段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供给主体行为,保证政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供给的常态化,要充分估计农民理性,使农民成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真正主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的农民心理模式探讨——关于甘肃农民医疗参合意愿的调查报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各地农村正在广泛推行的一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本项研究,以甘肃省选择范围的村镇为调查研究对象,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农民心理、医疗意识等进行系统调研,结果表明:农民参合意愿是影响甘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以此为基点,分析农民在这一制度下的心理模式和参合意愿的相关性,提出制度化构想和对策性建议。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诸因素分析

自2003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使得参合农民就诊率和住院率均明显提高,就医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有所缓解。笔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健康观念等因素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有较大影响,我们在工作中应当重视以上因素,针对实际情况加以积极引导,提高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从而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转型期政府信任的生成与变迁机制

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历史时期,转型期下的民众,一方面根据现代正式制度,采用新的观念模式和行动策略评估政府,一方面又受制于传统人情因素,对政府行为作主观评判。这种状况使得政治信任状态呈现明显的不稳定因素。整合民众、政府及制度等因素,能够解释制度如何通过影响民众对环境的预期及其对政府的判断,最终影响政治信任的基本状态。通过改变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因素,可以探索当制度发生变迁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状态如何随之变化,由此构建基于制度的政治信任的变迁机制。     

Where Efficiency Comes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n Wenzhou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下民营企业的效率机制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关于企业的效率机制历来存在两种解释路径：来自企业内部的制度优化和由地方政府及地方市场提供的支持资源。本文考察了这两种解释路径在不同规模企业里的适用性，并提出两种解释路径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有着不一样的适用性。文章对制度化产权和家族管理模式、理性化的企业运作、源自政府的支持对企业效率的实际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组织的网络形式研究：综述与展望

摘要：本文是对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关于组织的网络形式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项选择性综述。组织的网络形式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们特别强调信任、互惠等在其中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进入特定的组织网络形式有利于促进学习和创新、提高合法性和地位、增进经济收益,这也是组织间结成关系网络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多从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等角度,探讨国家制度环境、产业属性、企业特征、社会结构和网络位置、交易特征等因素对组织网络形式形成的影响。作者认为,今后需要在网络组织的演化和绩效、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差异以及理论视角的融合等三个方面深化研究。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Rewarding Trust: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e issue of trust has recently attracted growing attention in research on work relations, capital – owner relations,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economic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other top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 simple experiment on trust and the reward of trust. Mr A is endowed with DM 80. He decides to trust Ms B (and give her his money) or not. Ms B is able to double the sum of money (if she gets it) and can then decide to give back as much as she likes. In an experiment, 76% of subjects A decided to trust. The average reward they received was DM 79.2 which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DM 80, the value of mistrust; nor was the average reward different from the average expectations of subjects A, i.e. a weak variant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In the paper we also look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trusting and mistrusting A-subjects, for behavioral norms, and other determinants of rewards.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医疗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国内外社会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以物质力量、制度、观念为分析框架,探讨新自由主义如何加剧并转变全球的“医疗化”状况。在物质上,产、官、学复合体网络的多方利益形成有力的市场力量,从而促成医疗化;在制度上,则是由于药品之国际专利权的制定与各国导致医疗化的政策;在观念上,某些压力团体因为要强化“竞争力”而推动某种服药的观念、个人自主健康管理的盛行、风险恐慌的论述普遍化及另类医疗的兴起等氛围都加剧了“医疗化”。 即便有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但医疗的供给面与需求面均被牵涉到因商品化可获利的普遍利益中,因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力量仍难以撼动,从而使医疗化加剧。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