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释"召"、"招"

本文通过考察甲骨文、金文以及古今汉语文献资料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考释了“召”、“招”本为一字 ,并论证爬梳了“召、招”的本义及其引申发展的词义系统     

应从"教书育人"走向"育人教书"

方法、思想、智慧、人性、创新、想象、梦想和激情在教育中比单纯的静态的知识更重要."教书育人"强调的是教书为本、育人为末,与当代科学的教育理念相悖,故应以"育人教书"置换之."育人教书"的实然化,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实现教师专业化,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结合,重视学生主体间性的培育.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和”的现代意义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人与自然关系失和、人与人关系疏离.在世界并不太平、人世关系紧张的语境下,本文之所以要重新解读"和"这一中国美学中十分重要的范畴,是因为它"有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和需要的内容".它可为"人心的安顿、心灵的慰藉和滋养"、人文精神的提升、"家园的建构"乃至消泯紧张,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人文智慧.     

文学视域中的美国南方"二等公民"——以福克纳的创作为例

从内战结束获得自由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的权益在南方社会遭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剥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形象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从法定权益、政治生活、经济活动等方面表现黑人的"二等公民"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二等公民"意识。福克纳的创作表达了他对黑人群体的同情,批判了种族主义文化,但也反映出他在种族问题上的某些局限性。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诗论》所评“童而偕”之诗研究

《诗论》将《关睢》等七首诗评为“盖曰童而偕,贤於其初者也”,提出了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睢》等七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这些诗都是反映青年男女生活的作品,青年男女随着年龄与知识的增长而知道与人和谐相处,学会将自己的行为与礼相谐。七首诗始於《关睢》之礼,终於《燕燕》之独,出於一严密的构思。     

《易经》中道思维及其管理思想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管理受到世界的关注,学界与企业界开始向古老的东方汲取智慧.《易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其蕴涵的中道思维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中,指导着我们的日常行为活动.本文从管理哲学、管理原理与管理道德三个视角提炼阐述“中道”思维及其管理思想,指出在超竞争环境中,企业要依经权而易变,秉承人本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刚柔相济进行经营管理,确保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追求并实现“保合太和”的系统目标.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内圣外王”疏

按照孔子的说法,内圣就是智仁勇,<中庸>称为三达德.外王就是推行王道,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人民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内圣外王就是将内心修养的道德外化为民本观念,为民兴利除弊.这就是德治,也就是仁政、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