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爱莲说

《聊斋志异》的创作，正当明末清初。此时社会上性爱风气正炽，特别是对女子三寸金莲的迷恋到了痴狂的程度。本文引用西方汉学家高罗佩和性学家霭理士的理论，联系《金瓶梅》等性爱小说中对三寸金莲的描写，对《聊斋志异》中的以红绣鞋占卦、把绣鞋作为信誓物、两段对三寸金莲的集中描写、一段关于金莲杯的描写、男子偷捏女人小脚、以绣鞋作女子性器官触摸欣赏等描述进行分析研究，论证金莲癖的普遍存在与蒲松龄的爱莲情结。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

我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本文对合流的原因作了探讨,指出读者审美心理的转变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内在推动力,而清官和侠士在职责上的认同和职能上的互补则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现实基础,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则为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文言公案小说:一种形式独特的文人话语

文言公案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分属不同的话语类型 ,是不同文化类型的载体 ,在创作主体、写作旨趣、文本形态等方面皆有独特之处 ,主要表现是作者多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 ,写作多源于个人内心表达与自娱消闲的需要 ,作品富有意蕴 ,字里行间透出较浓郁的抒情色彩 ,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论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之渊源

白话侠义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源头始于南宋话本体公案小说，当时数量很少，仅有《青面兽》、《花和尚》等几篇。明代时白话侠义小说有10多篇，清代时借以清官断案为中心的公案小说、白话侠义小说获得新的结构形式，得以蓬勃发展。     

论《水浒传》对清代公案侠义小说创作的影响

《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既包含着“公案”因素,又存在着侠义小说的因素,实际上它为后来公案小说的发展以及为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奠定了基础。清代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作品,继承了《水浒传》中侠义与公案结合的艺术设计,在此基础上又转化了侠义精神,成为从《水浒传》中分化出的一个新的小说类型。     

《水浒传》对前代公案小说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尽管公案小说后来被侦探小说取代,但它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水浒传》在题材方面存在大量的公案故事,客观上,《水浒传》在艺术创作上对前代公案小说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从公案小说艺术发展规律的角度,探索《水浒传》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这对公案小说发展规律的研究及《水浒传》对后代小说影响方面的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高罗佩与公案小说的再创造

本文探讨著名荷兰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如何在中西两个文化、文学传统之间重新打造一个中国公案小说的面貌。从超自然元素、酷刑、性爱、插图、以及叙事艺术等多个角度入手,分析高罗佩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阐释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个案。     

试论蓝鼎元《鹿洲公案》之文本性质

《鹿洲公案》,原名《公案偶纪》,是蓝鼎元在狱中回忆记述知潮阳县期间审判的案例,自刊刻以来,颇受各地吏员称许,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清末,有人将《鹿洲公案》改名为《蓝公奇案》,与《包公案》、《施公案》合并为《三公奇案》印行,民国初年亦有书坊以《蓝公奇案》等名称印行。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或以风俗史料视之,或以古代法学材料视之,或以文学视之,各因所需,论述不一。其中尤有学者因为《鹿洲公案》曾以小说之名印行,于是将错就错,将《鹿洲公案》定为文言公案小说,并据以论述。有见及此,笔者乃溯源求本,考述《鹿洲公案》之成书、刊行及名目变异,如何由史入稗,评论学术界对于此书存在错误的文本认知,并参以各种研究论述资料,详加辨述,以厘清《鹿洲公案》的文本性质是史部著作,不应归属为公案小说类。     

论明清公案小说兴盛的原因

公案小说在明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走向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公案小说作为"社会情绪的减压器",适应了社会时代的需要;其二,通俗小说市场的运作对公案小说的兴盛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三,公案小说具有的审美特质适合大众的审美趣味.     

关于《聊斋志异》悬念艺术的探讨

蒲松龄是一位善于营造悬念的大师。《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性作品 ,几乎篇篇有悬念。恰当地运用悬念是《聊斋志异》建构艺术大厦的一大特色。蒲松龄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 ,他充分运用悬念调动、控制读者的情绪 ,让读者始终跟着他手中的那根神奇的魔术棒走———时而愁 ,时而怒 ,时而提心吊胆 ,时而心花怒放。     

"公案"辨体

"公案"一词的含义,从官府摆放和处理文书的几案,被引申为官文书,再进一步引申为案牍.宋人正式把讲述官府断案故事的"说公案"归入"小说"类,使"公案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得到正式确立.此后,公素小说经历了重要的演变.明公案小说集标志着公案小说文体的初步形成,清代的章回体长篇公案小说体现了公案小说的成熟,而晚清的长篇公案小说则反映出借鉴翻译侦探小说的趋势.     

明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宋元话本到明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被否定逐渐转向被肯定;在小说中位置由边缘逐渐向中心靠近;由神逐渐下降为人;与案件当事人逐渐合二为一。文章从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剖析了判官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     

《武则天四大奇案》的涉医叙事与晚清公案小说的转型

《武则天四大奇案》是成书于光绪初年的公案小说。受西医重视客观的检查结果、人体解剖等思想影响,作者利用狄仁杰假扮医者访案、命仵作检验尸体、医治涉案病人等诸多涉医描写,塑造了具有较强对头特性的罪犯和重视科学断案方式与客观证据的狄仁杰,体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特点及西方理性主义与英雄主义思想文化。这表明该小说在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前,就已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开始初步转型。只是在当时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武则天四大奇案》并没有完全接受西医的思想观念,没有全盘西方侦探小说化,仍体现出传统公案小说的一些特点及对一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坚持。     

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 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成型于20世纪40年代,其作者高罗佩通过以中国公案小说为母本,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使得该系列小说既有对传统公案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其的改进与创新。高罗佩通过融合中西方同类型文学的创作模式,让《大唐狄公案》一经出版便广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本文通过对比中西方公案／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深入探讨高罗佩笔下此系列小说的叙事特征。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不可比性探讨

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均以破解神秘案件为题材,情节相仿,因此引发貌似成理的比较研究。考察这两种在地域、时间上相隔甚远的小说的瓜葛,笔者认为以往的争论与误解皆起因于对它们的发生环境与过程、文学内外的目标以及所承载的社会学与美学观念认识不足。持此论的研究者多以己方的文化与文学观念衡量、评判作品,将彼种作品误置于此种视域内考察。南辕北辙、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道统使这两类小说无法交汇,二者仅有的交集只是术层面上情节铺陈的相似,以及器层面上侦破方法与技术的契合。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可比性。     

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满足了文本的叙事需要,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审美情趣,达到了娱目悦情的审美功效。小说用以神为戏的叙事态度,来迎合大众的审美娱乐心态；鬼神果报故事,体现抑恶扬善的大众审美价值取向和公案小说特有的伦理教化意义。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鬼神因素表现了特定时代读者(听众)的文化接受心理,宣泄了群体社会成员普遍的情感,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表现内心愤慨和娱乐情趣的机会。     

第二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综述

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于 2 0 0 1年 4月 1 9日至 2 1日在蒲松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隆重举行。来自日、韩、英、印、俄、美和中国港台、大陆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 ,大会共收到论文 70多篇。一、传统研究课题的超越与发展马瑞芳认为蒲松龄是男性中心主义者 ,《王桂庵》强调的是芸娘这一操纵男人的女人 ,而《寄生》单单描写女人操纵男人的过程 ,寄生则只重貌 ,可见两篇作品境界高下。王平认为“志怪”的原始含义始于六朝 ,为“明神道之不诬”,与当时佛道盛行有密切关系 ,而《聊斋》根本目的不是“明神道之不诬”。鲁迅肯定《阅微草堂笔记》的思…     

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和演变

鸦片战争前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描写清官和草泽英雄联手治理国家。反映了广大民众平等观念的增强，和希望振奋国威的爱国情结。本世纪初，侠义公案小说又发生裂变，产生了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对封建政权由依托到鄙弃；由崇尚性理之学到推崇科学，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着力表现超人力因素的动机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着力表现超人力因素,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也不是作者为了创造一种怪异的阅读气氛,故意在小说里极尽全力叙述鬼神之事,而是有其直接的动机,那就是借鬼神调侃讽刺与彰显清官、满足大众好奇传奇之心、以鬼神因果报应扬善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