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确立

明朝是旌表制度推行的成熟阶段。明朝前期为宗室旌表的空白期,形成旌表不及宗室之制;明朝中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的摇摆期,正统、成化年间出现宗室旌表,正德年间初步建立宗室旌表制度,嘉靖中期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又定制加以否定;明朝后期为宗室旌表制度确立时期,万历以后对宗室道德模范皆旌表,并确立制度。明朝后期的宗室旌表除了此前的孝顺节烈类以外,捐助钱物、体国恤民等忠义善行类成为主体。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与明朝中期以后宗室地位待遇日渐衰弱、道德法律水准迅速下滑、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以及皇帝个人性格乃至国家形势走向等有密切关系。明朝宗室旌表制度的建立,是新规代替旧制,是皇权的胜利,它维护和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     

试论明代宗室请名制度

明代宗室请名制度包括王府代奏、宗人府审核、礼臣拟名、皇帝赐名四个步骤。宗室成员年满五岁,需通过亲王府属官长史代其奏请,经宗人府审核合格后,由礼部官员按照派语取名,最后以皇帝名义赐名。请名成功后,再依次请封、请婚、请禄,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请名制度作为明代宗藩制度的重要一环,基本与明王朝相始终。     

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形成述议

在清王朝的缔造与建设中,宗室集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从根本上说,这应归功于清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宗室管理制度,而作为制度之一的宗室罪罚制度则是至关重要的。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是在当时政治条件、历史背景下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是满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混合物,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北魏宗室外镇述论

拓跋元宗室是代北贵族集团的核心,是北魏统治的基石,因此他们在地方镇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西晋、南朝的宗王出镇相比,北魏宗室外镇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北魏前、后期,外镇宗室在人选、职权、地位、任职地域等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宗室对稳定地方统治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终北魏一朝没有发生大规模宗室叛乱或内战,这与特殊的防限措施有关。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明代宗室藏书文化述论

宗室藏书在明代藏书体系中是一个独特、完整的文化现象。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的宗室藩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藏书活动,图书总体藏量颇具规模。宗室们由藏书到刻书再到著书,不仅系统完备,而且特点突出:宗室藏书分布的地域广阔,所藏书目种类众多且保存了大量的优秀"禁书",刻书事业持续时间长久,创作和著述艺术价值高、实用价值大。之所以能够开创如此的文化盛事,在于明代整体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宗室特殊的政治生态,优厚的经济待遇及良好的文化教育。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试论拓跋魏的皇族政治--以宗室相国、丞相为例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摹仿汉晋制度,根据政治形势偶设的相国和丞相,多选皇帝的同族宗室成员担任。宗室就任相国或丞相的背景大相径庭,授予相国可视为立储的先兆和准备,旨在提升皇太子的声威和权势,削减游牧行国时代兄终弟及制的影响。丞相的选任则根据政局需要进行。北魏多以宗室担任相国和丞相,与拓跋的传统习俗和特殊统治结构有关,透射出北魏皇族政治之特质。     

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述论

唐代宗室前后地位的升沉变化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宗室政策，本文着眼于考查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从唐高祖到唐玄宗之间，中央政府对宗室所采取的多种措施加以管理，一方面是衣食租税的优厚的眷顾，另一方面却是严密的防范，这条主线贯穿于唐代前期。唐玄宗时的防范措施达到了极致，这为后来宗室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论宋代宗室的法律管理

通过考察宗室法令的制定、宗室的司法管理以及宗室的量罪处罚等具体内容,可知宋代宗室的法律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士庶,其法律管理自成一套体系,所谓与常人同法的“宋代式”宗室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明代宗室三个阶层的诗歌创作

明朝实行宗室分封制度,亲王、 郡王、 将军、 中尉,逐辈赐爵,且于六世孙起,皆封奉国中尉,故有明皇族皆有位号.而"宗室"一词,亦含天子为大宗之意,故帝王也可视为宗室之成员.所以,依爵位之尊卑、 待遇之厚薄,明宗室大致可分为帝王系、 亲郡王系、 将军中尉系等三个阶层.由于地位的悬殊,异层宗室的历史境遇、 人生遭际判若云泥.同样,他们所作的诗歌,在题材内容、 兴趣指向、主旨思想,甚至艺术手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是深入了解明宗室文学的重要方面,也能全面地了解明宗室真实的历史境遇.     

金代宗室管理制度考论

金朝十分重视对宗室的管理,设专门管理机构大宗正府,职掌修撰玉牒、监察训导宗室、宗庙祭祀等宗室事务;宗正官基本上由宗室属亲者担任,但也适当参用世戚勋旧。另有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兼理宗室事务。这些兼管机构与大宗正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从不同方面实施对宗室的有效管理。鉴于宗室也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者对宗室还采取了诸多政令上的防范措施。     

汉代外戚不称“宗室”考

牟润孙先生曾撰文提出汉代"外戚称宗室"的观点,刘增贵先生的著作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两相比照,刘说为是,只是其论证略欠充分。通过逐条分析牟文所据史料,并参考《史记》《汉书》中外戚与宗室对举之记载,可以肯定汉代外戚不称"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