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变革及其效应分析——基于“悬浮型”有益品的视角

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财力在政府内部逐级集中,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机制发生了集权取向的持续改革。然而,集权取向的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在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稳定供给和减轻农民直接负担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之于乡村社会的"悬浮"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失衡,最终可能引致供给主体单方面意愿和目标的踏空。最近发生的包括"校车事件"在内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悬浮型"有益品的供给模式和发展逻辑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转型。     

改变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需要制度变革

胡志平撰文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因此需要政府职能和财政分权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机制研究

供给问题是义务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清末民国时期,受特定制度环境的约束,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呈现出了责任主体基层化、组织体系科层化、资源流动等级化的特点,由于这样的供给责任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义务教育的推行成本问题,农村的学龄儿童家庭必须分担过高的义务教育成本,所以,农民很难认可、接受这样的教育形式,以至于义务教育制度在中国发轫以后,经过了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仍不能得到真正普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建设思考——以贵州省农村为考察对象

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方式;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健全"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自下而上"决策机制.     

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现状、问题与改革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基本特征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 ,这种体制暴露出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等问题 ,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 ,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改革方案 ,重构统一、规范和公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具体包括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 ;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 ,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 ;鼓励企业和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及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     

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试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现状评估与体制创新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评估,从政府投入、供给体制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从完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建立供给财政保障机制和创新供给方式方面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