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挡箭碑”一体两面特征及民族繁衍意识蠡探

苗疆“挡剑碑”是鬼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的产物,巫术作为实现保种护生功能的主要技术而显现。 “挡箭碑”一体两面之特征与保种护生功能体现了苗民族强烈的繁衍、增殖意识和“善恶观”道德价值,也反馈出苗族鬼神文化的虚诞性与滞后性。     

从“替罪羊”现象看社会紧张的缓释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巫蛊是对社会紧张的一种缓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蛊者成为消除社会紧张的“替罪羊”。有蛊者与无蛊者因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而成为隐秘的“合作者”，维护的是所处社会的权力认知体系。有蛊者多半为女性这一事实，阐述的还不是男女两性角色模式，根本上是人们对女性与神灵间关系认知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被当权者--主要是男性所利用，而在演变方向上清晰地指向两性的社会差异。     

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

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是随着文明历史的不断进化而逐步得到完善的。归纳起来,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主要有“情讯法”、“刑讯法”、“勘验鉴定法”、“察访询问法”和“运用易术、鬼神之术”等,这些方法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     

神秘的盅毒

蛊毒的奥秘 中国民间自古就存在着各式奇风异俗，其中养蛊这种神秘巫术一直为人称奇，山野路人无不谈蛊色变。过去，有些人专以制蛊来谋财害命。制蛊法：多于端午日制之，乘其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蛊、蜈蚣之属来制，一触便可杀生。蛊大概可以分为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等。     

清商乐三题

自清儒以来学界多认为“侧调”亦即“瑟调”,但这种说法和传世多种史料的记载相矛盾,通过辨析可知,“侧调即瑟调”一说是难以成立的。另外,清商乐的表演者一向被认为是“女乐”,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因据史载,相和曲以及清商新声都有男性演唱的例子。再则,曾有学者认为“作《女儿子》”是戏剧“妆旦”演出中的一种,这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只是“演奏《女儿子》这首清商曲”的意思。以上三个问题的辨明,对于中古诗歌史、音乐史、戏剧史研究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张家山汉简《脉书》考释四则

运用出土和传世医学文献对比的方法考释部分张家山汉简《脉书》,可知钜阳之脉“项痛灊强”中“灊”通“渐”,意义为颈项疼痛而僵直;太阴之脉“者卧”为“嗜卧”,而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作“不能卧”,这均是正确可靠的,不必改“嗜卧”为“不能卧”;厥阴之脉“扁山”为“偏坠”和“疝病”两种病症,简文并不遗漏一病;少阴之脉“産肉”意义是“长肉”不是“生肉”。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论同义词之“同”

同义词之“同”指什么,近五十年来纷争不一。从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立义、辨异的辨析过程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词义为单位,持“一义相同”说,力求构组的系统性,立义的单一性,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一种是以词为单位,持“近义”说,“多义相同”说,将辨析变为多义词的横向比较。前者可获得有价值的辨析成果,后者繁杂、平庸,无可观的成果。因此,同义词之“同”,只能指一义相同。“近义”说、“多义相同”说皆当废弃。     

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

放蛊这种黑巫术，是中国古老的民间方术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屡禁不止；至今也还有人相信它，或者对之心存疑虑。为了抵御放蛊巫术的侵害，在民间出现了许多防蛊治蛊的方法，形成了一些民俗。其实，什么是蛊，如何放蛊，许多相信蛊术的人心里并不明白。本文指出，放蛊巫术的盛衰与经济文化的盛衰恰成反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放蛊巫术逐步衰落并最终将完全彻底地成为历史的陈迹。     

苗族鬼神崇拜的现代审视

苗族历史上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其鬼神崇拜具有多魂说、神鬼不分、多神崇拜、崇奉始祖神蚩尤和图腾神盘瓠,凸显巫术色彩诸多特点.作为文化原型,鬼神崇拜的实质乃是苗族"精神的本原".我们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之进行现代审视.     

苗族民间剪纸纹样的文化意蕴及社会功能

苗族民间剪纸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物,与北方民间剪纸一样,它们共同孕育于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沃土中,分别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发育成长,有着不同的文化个性。本文通过对苗族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勾勒,论述了苗族民间剪纸所包含的图腾崇拜意识、巫文化印记、民族历史文化史实等文化意蕴,揭示了其所具备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和民俗传承功能等社会功能。     

《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探析

《百苗图》原本为八十二个条目, 因原本已佚,后世传抄诸版本或条目不全, 或编排无序, 从而为研究和利用这一珍贵历史文献造成极大困难。鉴于此,笔者以《黔记》和《苗蛮图册》为依据,对《百苗图》原本编排体例作一初步探析, 发现《百苗图》原本八十二个条目的编排有其一定的规则, 即按民族社会文化系缘关系和称谓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以此揭示八十二个“族称”之间的族属关系。     

论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

路、桥是苗族古村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命路"、"求子桥"是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发生是苗族历史迁徙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是适应西南山地独特生境的客观需要。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迷幻的巫术丰富了苗族古村落路、桥生命文化的内涵。     

善德文化的缘起、内涵和价值

尧舜时代的善卷,处在澧县城头山城市文明开始走向衰微的石家河文化时期.作为苗族部落首领的善卷,为实现由尚武向尚文的德治转化,选择枉山作为实现自己躬耕扬德理想的实践基地,开创了积极向上的德治隐逸文化、合乎实际的德育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使善德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萨满教”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的"原始宗教"、"宗教的初级阶段"其实所指是巫术;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是巫术是人凭借魔法的力量使役神,而宗教则是人对神的迎合和膜拜.鄂伦春人萨满跳神的"助日仪式"是一种典型的巫术以篝火和跳圈舞促进太阳高高升起和放射强大的光明.近现代萨满跳神形式与远古巫术原型的一脉相承性说明了萨满跳神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

儒学的无神论观念限定了中国神学体系的发育,儒学的静养哲学亦遏制了中国舞蹈业的发展.义和团的请神附体上法仪式担负起短时期、大范围内为民众造神的任务.义和团的巫术表演对中国巫术舞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引发的巫术舞蹈的普及、推广和革新工作影响甚大.义和团巫舞直接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巫术的表演传统,并引起晚清巫术舞蹈业的兴起.晚清高层权力的剧烈变更触动了义和团选神制度的勃兴,义和团在公共空间动作感强烈的团队表演现象,不仅象征性地张显了权威,亦完成了整个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巫术舞蹈的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