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峡”非“川陕”

《江淮论坛》一九八○年第三期李桂海同志《论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论述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问题时,引证了《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中的一段记载:川陕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庸敛,悉佃客承之。其实,“州陕”应为“川峡”。中华书局校点本《宋史·刘师道传》即为“川峡豪民多旁户”北宋太宗时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于今天的四川,并非今天的四川和陕西两省。宋太宗淳化四年,宋朝全国划分为十六路,川峡地区称为西川路和峡西路。《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载云:川峡四路……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可见,“川峡”所指地区是明确的,绝不包括今天的陕西。     

青苗法利率纠误

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年利率是40%,一定时空范围内,还超过二分之息,并未有低于40%的记载。最近,有人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和《宋会要辑稿》有关史料,推算出“除元丰四年不仅无息而且亏本外,元丰三年和元丰六年的利率为13.7—26.5%”(见《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实,《文献通考》等史书所载,原文是这样的:元丰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也谈《三国志·夫余传》中的“名下户”

读了顾铭学同志《魏志夫余传中的三个费解句》(载《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之后,很受启发。也想就其中的“名下户”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三国志·夫余传》中“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是一句前后连贯的完整的话。中华书局标点本以句号结句非常妥当。其中的“名下户”是一个词组,它是由“名下”和“户”两部分组成,     

杨妃籍贯考

关于杨贵妃的籍贯,史书记载颇多抵牾。《新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贵妃杨氏,随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太真外传》说她为“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其父元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新唐书·杨元琰传》载杨元琰是“虢州阌乡人”。 偶读《全唐文》,看到有篇文章叫《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见《全唐文》卷四○二),是唐天宝时(公元742—756年)四门助教许子慎撰文。碑文说:“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初诞时,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署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     

兰州历史人口资料

据一些史料和统计资料记载,兰州市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人口统计资料,现将各朝代的人口概况摘编如下: 汉:前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后汉时期据《后汉书郡国志》载:“金城郡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魏:据《魏书地形志》载:“金城郡     

从《资治通鉴考异》看唐实录的史料价值

<正> “实录”原来是指真实可靠的历史记载。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有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后实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以一朝皇帝为单位按年代记述国家大     

夜读札记

费密的《荒书》《荒书》是一本记述明季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转战四川的编年性史书,后期也记述了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在川、鄂的抗清史实。著者费密,字此度,新繁人,曾做过南明广元伯杨展的幕僚,是农民军的敌对者。由于他“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而且“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兵余贼”,因此,他所辑的一些有关大西军史料,较他书为详。在康熙年间,已有要写张献忠传记“必取事《荒书》”之说。也许是怕得罪“新朝”吧?成书以后,费密始终未敢示人。一直到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广征史书,说是“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战战兢兢之状可以想见。这种涂改,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的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例如顾山贞《客滇述》载,献忠死前对养子孙可望云:“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鹦鹉洲的沉没时间及其原因

鹦鹉洲沉没的时间,一般都趋向于"明季荡灭"的说法.潘新藻先生甚至说"洲之沦没,是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四年间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大面积曾达200万平方米的鹦鹉洲,怎么会在三、四年时间内荡洗一空呢?清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占武昌后的情形说:"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在彭孙贻《平寇志》"崇祯十六年"条下,也有"左良玉屯鹦鹉洲"的记载.可见,"明季荡灭"之说是难以成立的.鹉洲究竟沉没于何时呢?明人黎淳写于1473年的《修砌江岸碑记》载:由于"昔之鹦鹉     

北宋元丰中灵州永乐两次战役宋军死者人数考

在元丰四、五年的宋夏战争(即灵州和永乐两役)中,宋军的死者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宋代军事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史学论著,特别是战争史专著,在谈到灵州和永乐两役宋军死者人数的时候,引用《宋史·夏国传》和《续通鉴》的记载,说:“死者六十万人”,或说“灵州之战,宋军先后损失至四十万人”。殊不知这些巨大数字很不可靠,误差甚大。 今考《宋会要辑稿· 兵》(以下简称《会要·兵》)八之二八云:“永乐城陷,徐禧、李稷、李舜举并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三○“神宗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的记载亦相同。据此,永乐城失陷时,宋军战死的官兵为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再考司马光《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卷十四,得知:最初,参加保卫永乐的宋军共有“四万”,全部集中于城内。在该城失陷前,宋夏双方进行了城外战。当夏军攻城时,徐禧命曲珍率领城中部分士兵出城御敌,战斗激烈,宋军“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     

试析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元“钞”

<正> “钞”即纸币。追溯钞诞生的历史,应该首推我国为最早。有人认为钞始于唐之“飞钱”但也有人认为这种“飞钱”是一种汇兑而非纸币,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纸币始于北宋的“交子”。王献唐遗书载:“布币为物甚微,其关系货币沿革甚大。由物物交易,演为货币交易,又演为信用交易。布币即信用交易之嚆矢,后世票券之先河也。言票券者,类谓起于唐宪宗时之飞钱.飞钱以券相合,如今汇票。入宋张咏镇蜀,又行交子。”这里所谓交子是宋真宋时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由四川的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的纸币,此纸币的出现,在经济史、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的发行额是125340缗(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在此时是量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三年更换一次,备有本钱360000缗。后来由于富户衰落,1023年,政府收回纸币的发行权。徽宗时改称“钱行”。“高宗时复又会子.或称楮币。演为银钞钱钞,行于元明,通于有清,为汇票及银票钱票二类。前于飞钱,有西汉之皮币。皮币出于布币,布币原于契券。周秦以来,积渐推演,椎轮大辂,已为信用交易之前驱。不能谓飞钱以前,无货币票券     

对日本史书所载渤海史料的探讨

日本史书记载渤海日本交聘史实甚丰 ,但瑕瑜互见 ,运用时须加甄别 ,避免谬误。其中《日本后纪》载 :“多 ,土人少 ,皆以土人为村长” ;《续日本纪》载 :“奏曰 ,高丽国王大钦茂言”等即是。但有些学者企图通过这些记述 ,去证实渤海国不是族而是高句丽族建立的国家 ,大祚荣乃是高句丽族人。本文经过对中日史书深入探讨甄别 ,认为前者所载实系当时不够确切的传闻 ,是对大氏政权社会基础粟末的不科学的说法 ;后者乃为当时日本某些史家、政界人物的习惯用语 ,含有压服渤海进贡称臣的意欲 ,实非渤海自称。对此 ,当时日本部分史家、政界人物采取各种方式 ,表示过不同意见和某种程度的批判     

社科专志的开河之作——评《辽宁省志·社会科学志》

无论是我国 2 0 0 0余年的方志史 ,还是辽宁 70 0年的方志史 ,在浩如烟海的志书中 ,没有哪部志书将社会科学单独设篇成章 ,更无将其设成专志者 ,专载一方社会科学之全貌。自《汉书》首创“艺文志”以来 ,史书和志书因袭沿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但多为记载一方著述之名录 ,且大都为诗文之作。民国以后所修志书 ,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仍沿袭古法。如《奉天通志》中《艺文志》的编纂方法 ,既不完全沿袭盛京旧志 ,又有别于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立三书”之议。奉志在《艺文志》的小序中说 :“今分艺文为二部 ,一曰书徵 ,专载书籍目录 ,一用解题提要…     

宋代会子的起源及其演变为纸币的过程

会子是南宋流通区域最为广泛的一种纸币。关于会子的研究,中外学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会子的起源及其演变为纸币的过程,却罕有论者。本文拟就此问题略作考述。 一、会子的起源 会子产生于何时,史无明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甲申条末李焘注引吕惠卿《日录》关于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等于熙宁八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间就是否废除陕西交子问题的讨论记载     

李白诗中的“断肠草”小考

李白《妾薄命》一诗中,有“昔作芙蓉花,令为断肠草”句。清人王琦编注《李太白全集》时,认为“揆之取义,‘断肠’不若‘断根’之当也”。因此在他编注的《李太白全集》中,这两句诗作“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一作‘素秋’)草”。后人据王琦的本子编选的《李白诗选》之类的选本,多袭用这两句。这两种说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思却有很大差异。“断根草”可以泛指一切断了根的草,而“断肠草”却指一种专门的草。为了弄清到底是“断肠草”还是“断根草”的问题,我们不妨对“断肠草”作一小考证。什么是“断肠草”?据陶景宏《仙方注》说:“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这是第一种说法,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也引证了这一说法,但他指出:“断肠草即指罂粟言。知其流入中土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这当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认为“断肠草”即“钩吻”,《本草纲目·草部六》载:“[钩吻]广人谓之胡     

严君平《老子指归》真伪考辨

<正> 从明代开始,有人怀疑《老子指归》不是西汉严君平(严遵)的著作,从而影响了后代学者对该书的重视,近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亦没有论及此书的。实际上,这部书出自严君平之手,是中国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现就其真伪问题考辨如下。一、古籍对《老子指归》的记载及其考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严君平“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十万余言”。《三国志·秦宓传》载:“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严君平“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载:“《老子》严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郡人,汉徵士;又作《老子指归》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载:“汉徵士严遵注《老子》二卷”。唐玄宗《道德经疏外传》载:“严君平《指归》十四卷,汉成帝时蜀     

我国古代都市诗歌不发达原因初探

一 我国古代城市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一是夏鲧时代,《吕氏春秋·君守篇》:“夏鲧作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城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上述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夏商时代,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兴建宏伟的宫殿、寺庙等建筑,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周礼·考工记》载:“而朝后市,市朝一夫。”可知,设市至迟在西周时已开始。     

也释“沽各半”

刘瑞明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89页《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沽各半。”第181页《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作“故各半”,编者校“故”为“沽”。第三册第71页《高昌章和十一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契》作“沽各半”,谓：“故各半”的“故”使句意不通,因而被校为“沽”。但这仅是以多见的“沽”来校正少见的“故”,实际也不成文意。今议,“沽”应是“占”字之误。“占各半”是说同一契约文本,在同一纸上写成一式二份…     

北魏《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与西域鄯善国

鄯善国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在西汉时期为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所统属,是丝绸之路西域南道重要的门户之一。东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鄯善等国基本沿袭了西汉以来为内地王朝所统属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洎至公元5～6世纪,在《魏书》《北史》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北魏鄯善国的相关记载。本文主要以洛阳出土的《鄯乾墓志》《鄯月光砖志》为主,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鄯善及车师前部等国的历史,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