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解

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说:“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通常对这句铭文的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人”;既然“驭”是养马赶车的奴隶,那么排列在最后的“庶人”自然是最下等的农业奴隶了。我认为上述解释似不够妥当,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西周庶人的身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庶人     

大盂鼎铭文补释

大盂鼎铭文补释殷伟仁庶人的身份一度被视为探讨西周社会性质的关键。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话说：“锡（赐给盂）……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对于这句铭文的权威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入”；既然，“...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潶白”墓

在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有一件玉戈(M5:580)上的铭文,原报告隶定为“卢方皆入戈五”。该戈长38.6厘米、厚0.6厘米,援部呈长条三角形、有中脊和边刃,直内,铭文刻于内的后部(图一)。玉戈铭文虽然简短,却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有关“卢方”的问題。此方国见于甲骨卜辞。据此玉戈铭文,说明至少在武丁的时候(关于该墓之时代,详拙著《“亚其”考》),“卢方”与殷王     

晋公戈铭文历朔研究

晋文公铭文“岁之禁车戈”是车戈的名称,此戈非西周晋釐侯四年之物,也非周妖王四年和晋武公四年之物.铭文“初吉”是实际历日而非吉日习语.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使用周王纪年的情况看,此戈铭文所记历曰符合周顷王四年六月的历朔.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战国秦汉漆器铭文浅论

战国秦汉漆器往往在其底部内外烙印、针刻和漆书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使用者刻写的。这些铭文、题记不仅对研究漆器手工业的性质、生产程序和产品销路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文献。我们根据出土该时期的漆器铭文,将其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带“亭”、“市”、“工官”戳记;二是写有使用者姓氏或兼吉祥祝福之言;     

真诗的现代性: 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

朱鲁陶诗之争,是现代诗学一大公案。本文不满足于学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定性,更开辟“文化诗学之争”的新论域。朱光潜代表了“借西扬中”,而鲁迅则代表了“借中扬西”,其争论的性质,乃是“以真灭美”,体现了现代性的一大主题,至今未泯。     

“廪人”别解

王辉同志《二年寺工壶、雍工(民攵)壶铭文新释》一文(本刊1987年3期,以下简称“王文”),发表了两壶铭文的正确摹本,并作了很好的考释,读后获益良多。但是王文对二年寺工壶铭文中“廪人”一词的解释,似尚有商榷余地,下面提出笔者的浅见,以供参考,不当之处请王辉同志及读者指正。     

介绍新见秦政■白丧戈矛

内容提要本文对三件秦戈和一件矛上的铭文作了考释,倾向是秦武公嫡长子“白”所作的兵器。     

“扬”“抑”策略中的民族文化折射

“扬”“抑”策略在汉语交际中的运用十分普遍,对这种交际策略的偏爱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文化内涵。“扬”“抑”策略是汉民族辩证思维方式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等级尊卑意识以及和谐价值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新奇之美和一波三折之美审美观的折光反映,是汉民族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折光反映。     

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

洛阳大学所藏垣上官鼎是一件新公布的魏国记容铜器。据该鼎的铭文内容和实测容量,可以推算出战国时期“”的量值约合今53.5毫升。这一数值既可以用来重新考量传世的半灷量铭文之释读,同时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考工记》中所见的量名“”。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说“至”

甲骨卜辞的“”字，学者们对它的释义有些是正确的，但对字本身的解释却有问题。本文认为“”字应当是“至”的古写法，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卜辞两个干支中有“”，表明两日是前后相连接的。     

求异及其变异:"五四"文学的审美思维矢向

“五四”作家怀疑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五四”文学审美思维的求异矢向。创作者否定性的视角、逆反的思路、“扬恶”的颠覆理念,以及审美思维结构中对立冲突的原则,直接挑战了以肯定性为主导的传统审美精神。但是,“五四”审美意识的变更尚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认同性思维的渗透,这不仅体现在作家对文学功利目的和伦理价值尺度的强调,也反映在他们思维过程中对主观想像力的排斥以及在人生终极命题探索时的浅尝辄止。求异性思维在突破传统过程中的超越和变异,致使“五四”新文学的审美选择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     

集安卷云纹铭文瓦当考辨

我在《集安高句丽墓研究》一文中,曾提到在集安地区出土的两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一是“丁巳”纪年瓦当,一是“太宁四年”纪年瓦当。通过这两枚瓦当的对比,考证和“丁巳”纪年瓦当有关联的3319号方坛阶梯积石墓的年代,应在四世纪中叶。1981年秋季,日本考古学者友好访华团在长春访问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日本考古学者永岛先生曾就拙文提到的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当,提出如下三问:1、在集安地区共出土过多少枚黑灰色卷云纹铭文瓦     

盠作骡尊跋

此尊铭文,已由段绍嘉何汉南二同志作考释,载在人文杂志创刊号。邦怀有所补充及不同意见数事,今条列如后。铭云:“王初执驹于(厂干攴)。”段何二同志云:“周礼校人”:“春祭马祖,执驹。”注:“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铭文中执驹似有牵驹意。邦怀按:郑玄注:“玄谓执犹拘也。”尊盖铭文:“王(?)驹”之(?)字,右旁虽不可识,然从系可辨,左从句,盖为絇之繁文,絇、拘同声,知郑玄训执为拘、是也。“王初执驹于(厂干攴)”者,言王初次祭马祖于(厂干攴),行执驹之事也。(?)为地名,段何二同志云:”周睘尊铭文有(?)与(?)相近,……按(?)字,真书作厈,……此作(?),多攴,与(?)似     

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

建国以来,安徽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发现有铭文的铜器约104件,连同无铭文的铜器计算,估计约达千件以上。自前青铜器研究已成为我省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就青铜器研究,讨论有关我省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一、商殷时期的安徽“淮”、“南土”的问题 “淮”字最早见于帝乙、帝辛“征人方”卜辞,“南土”、“南邦方”和“夷”字最早见于武丁卜辞。对“淮”、“南土”、“淮夷”的解释,学术界并不一至。大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