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之大成,专制制度达到了高峰,雍正中期设置的军机处便是重要的标志。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军机处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军政事务的最高中枢机构。本文试图分析军机处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关系,从而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     

《瞿鸿禨复核官制说帖》考略

1906年在清廷宣布从改官制入手,实行预备立宪之际,官制编制馆曾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图,拟订了一个以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各部大臣同为内阁政务大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该方案近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建立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比清朝原先单纯的君主专制政体有所进步,但最终为慈禧太后否定.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论清代中央集权中的补偿性政治控制

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 ,结合清代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 ,揭示出补偿性控制是清代政治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中央之所以能有效地行使补偿性控制 ,是基于 :(一 )信息系统的改进 ;(二 )中枢控制信息机构军机处的产生 ;(三 )最高统治者皇帝治术的演进。并通过对补偿性政治控制的分析看清代专制皇权的缺陷     

论清初的廉政建设

清王朝建立初期,吏治腐败成为影响新建王朝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清初历代皇帝都将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继承明代廉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围绕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系统完备、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为清朝全面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其次强调“君民一体”,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注重廉政制度的创制和改革.     

宋高宗与秦桧的君相关系析论

从宋高宗的治国理念、用人原则与近幸势力看,秦桧执政期间的宋高宗的皇权不存在象征化趋势,最关注皇权的君主本人对皇权的设想是专制性的。当皇权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时,专制则因用人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冲击,但专制的实质并未动摇。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西夏王朝捐税制探析

本文认为,西夏王朝兴衰的捐税轨迹告诫后世,其捐税制的专制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极端不公正、非人道、不自由的专制捐税制下,横征暴敛就是其专制本性的必然逻辑,背离捐税终极目的就成为一切专制捐税制与生俱来的宿命。因此,最终一定会窒息整个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直至老的皇权专制及其专制捐税制结束,新一轮的皇权更迭开始。     

论明代皇权与皇位继承

我国封建社会专制皇权呈不断加强之势。至明代,皇权之威严、待功臣之刻薄、折辱杖杀朝士之残忍,为前代所罕见,致使朝臣人人自危,朝政日趋腐败。腐朽落后的嫡长子继承制,使明代帝王从政素质退化,一代不如一代。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有明一代政治上的两大弊端。明帝国的衰落败亡,正是首先从专制皇权内部的腐烂开始的。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化略议

中国社会自晚清以降,社会军事化与近代社会转型如影随形。以近代社会政治史的视角研判,社会转型期的军事权威主义在后发展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内忧外患与衰朽王朝的社会政治结构,导致社会转型过程中军事权威的错位和失范,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军事化现象,解读军事权威的离异与回归,对于解读近代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来西亚宪政制度的特点

马来西亚宪政制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由英国殖民者为其作了初步设计,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后,马来西亚的统治者也没有对其作根本性的改变,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下院多数党领袖组阁、国会两院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向其宗主国英国学习,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似乎更多借鉴了美国的制度,如实行联邦制、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分配、每个州都有自已的宪法和法律等。苏丹通过选举产生并有任期,设有伊斯兰法院和土著法院等制度更使马来西亚的宪政制度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分析马来西亚宪政制度的特点,对完善我国宪政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

雍正时期开始的以摊丁入地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改革 ,带来了地方基层组织的变革。清朝政府逐步放弃了依靠里甲体系管理乡村的做法 ,里甲组织逐步被保甲组织所取代。这种变化的本质意义在于 ,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清代中期以后 ,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尤其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村职役掌控村庄和农户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

明代内阁阁臣是辅助皇帝决策的人员, 地位尊崇. 阁臣的地域和户类分布都比较广泛, 为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 以便提高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并将各边远落后地区,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纳入国家统治集团核心以增强明廷的凝聚力、 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阁臣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又不平衡, 相对集中于经济、 文化发达和科举实力雄厚的南方各省; 在年龄构成上, 阁臣的中进士、 入阁年龄及在阁年限等都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说明明代阁臣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良好.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邮戳

鸦片战争前,澳门和广州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心。葡萄牙和英国为满足邮政通信的需求,在两地非法建立了最早的外国邮局,并使用了最早的外国邮戳。外国邮戳在中国经历了多次变化,它既反映了外国侵略中国邮权政策的转变,又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