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听证制度与公共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公共治理的核心手段为公共政策,其中首要的环节是公共决策及其体制问题。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决策的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按照公共治理的要求,必须改革公共决策体制,听证制度就是在公共决策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种历史性成果。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今日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社会多元治理体系下公共组织的角色定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上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由公共组织垄断的局面开始瓦解,服务行政、多中心治理、民主行政等术语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的主流语言。21世纪的公共行政必然是一个需要整合各种形式的组织,并竭诚为民服务的行政模式。那么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在这种施政主体多元化的浪潮中,公共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会不会逐渐弱化呢？它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心理冲突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概念辨析及启示

文章从现有的突发公共事件定义出发,分析了各种概念的局限,作者从I-P-O动态模型和心理冲突的角度提出了定义,并在此定义下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冲突的模型及其特点。最后,基于新定义,作者对于如何看待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冲突,以及如何解决冲突提出了思考。     

关于建立和完善有效化解社会冲突的地方信访工作制度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和完善能有效化解冲突的地方信访制度。为此,首先要强化基层政府及群众性的社区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并且建立相应的信访工作具体制度,但最为根本的是对现行的信访管理体制进行根本完善。     

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医患纠纷此起彼伏,医患关系每况愈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医患纠纷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本来是社会运行中的常态,不可避免,并且低烈度的冲突对社会系统的运转不但不会造成太大冲击,反而由于释放了适当的紧张而有利于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发展。但如果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超过了社会系统的忍受限度,将会导致社会系统的失衡甚至瓦解。因此,对社会冲突不可放任自流,否则小冲突会演变为大灾难。当前,我国医患关系恶化,医患矛盾不断升级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如医患纠纷发生频率上升、对抗形式多样、处理难度加大、社会影响恶劣等。究其根源,是体制机制缺陷、医患信任下降、双方沟通不当及媒体炒作误导等原因,导致了本来在社会地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医方和患方之间的严重失和。为了推动医疗事业健康发展、为人们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需要通过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组建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构、设立强制性医疗损害赔偿保险、发挥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等途径来重塑和谐医患关系。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制度冲突视野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障碍及其突破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为什么法治建设在农村会遭遇较多的障碍?原因在于,我国农村是一种乡土本性的社会,它具有一些区别与城市社会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农村法治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存在,它与体现社会理性化的农村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冲突。因而,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其实质是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从制度冲突的视角分析,它是作为内在制度的乡土社会特质与作为外在制度的法律之间冲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