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辨析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探讨不断深入,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日益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高度复杂分化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单元呈现多向发展、多元存在的特殊复杂性,已形成政治社会治理、行政治理和经济治理三重治理单元,它们之间具有非重叠性和内在张力。政治社会治理单元呈现"下沉"趋势并聚焦于社区层面,经济治理单元呈现"上升"趋势并聚焦于市县之间,行政治理单元徘徊于上述两种趋势之间并聚焦于县区一级。这样的分化是大国国家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复杂结构特性。因此,必须认识到多元、多层次治理单元的存在具有历史长期性和内在矛盾性,只能通过日臻完善的治理机制抑制其过度分化。     

转型期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运行机理

社会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全球化、大众化的时代特质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为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契机.学术权威、行政权力和社会力量在高校权力格局中的此消彼长的博弈衍生出三种高校治理模式类型,各自优劣掺半,唯有进行法治机制的规范衡平才是高校在社会转型期的当然选择.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建立在和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协同。由此,消除三种治理模式的对立冲突,促进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互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治理的治理即元治理)需求。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的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主导了新的元治理角色和职能。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西方政府主导新的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能对我国政府治理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改革前景与中国梦的审美维度——论审美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世俗时代需要精神支撑,而中国梦在当代社会发挥了这一重要作用。就中国梦内核而言,其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审美维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总目标,为改革勾画了具体前景,也是中国梦在政治层面的具体化。从中国梦的审美维度出发,治理体系呈现三个层次的美感构架,治理能力突显出美学的力量。这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网络治理的模式:结构、因素与有效性

网络结构是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组织研究者获得的研究成果为开展网络治理提供了重要基础。组织治理以及网络有效性对社会治理有着关键性影响。通过对网络构造的考察,基于各自不同的结构特性,可以把网络治理分为共享的参与治理、领导组织治理和网络行政组织治理三种形式。每种治理形式受特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有效性或无效性。通过考察每一种形式的有效性条件可揭示在何种网络构造条件下选用何种网络治理形式。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特性

公共管理是近些年刚刚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 ,伦理关系的基础性意义被突现了出来。在对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 ,如何自觉地遵循其成长的规律 ,是需要从对它的伦理关系的考察开始的 ,只有把握了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才能作出自觉建构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选择。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公共管理能够区别于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其中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自身的特性又是理解公共管理能够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与一般性社会伦理关系相比 ,具有开放性、具体性、整体性、非交换性、非赠与性和历史选择性等基本特性。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论转型期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及其向度

社会治理理念是指在现代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互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增进公共利益的一种治理理念。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容被纳入国家治理当中,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和现实的诉求与意义。通过对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掣肘的分析,旨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及其发展向度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产业链纵向交易的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产业链上纵向交易治理机制的类型,从供应商的角度分析中国制造业纵向交易中不同交易治理机制的绩效差异。将纵向交易的治理模式分为强契约型、强关系型、契约关系并重型和契约关系俱弱型四种类型。对107家制造业供应商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交易契约条款越明确,供应商响应客户的灵活性和交易产出绩效越差;供应商越早介入客户的新产品开发过程,其能够获得越好的交易产出绩效。在四种治理机制类型中,采用契约关系并重型治理模式的供应商比采用其他三种治理模式的供应商能更好地响应客户需求及其变动,投入成本比采用契约关系俱弱型治理机制的供应商更低,但投资回报率、利润率等交易产出绩效却比采用强关系型治理模式的供应商更差。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论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非政府组织凭借其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盈利性等优势,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政府、市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并已经成为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和谐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非政府组织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和谐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机制选择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一种"市场导向型"与"银行导向型"相结合,且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导的混合模式。实践表明,这种奉行股东至上理念、简单模仿英美模式的治理安排,导致了公司治理行为的严重扭曲和低效。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利益相关者治理理念,借鉴德日模式,重构和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机制。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