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正>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1。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正>众所周知,以刘泽华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这套新出炉的由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启蒙史学所取得的又一项代表性成果。这套大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基本立场,充分体现出"刘泽华学派"尤其是刘先生本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独特认识。鉴于它所可     

为“刘泽华学派”赞一个

<正>2013年李振宏教授介绍和评述"王权主义学派"的文章1在学界影响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又推出了该学派的一部厚重的代表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它将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这种旗帜鲜明的观点,在客观上都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李振宏教授的文章提到我在2005年就有"刘泽华学派"的说法,记得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沿用了陈明和《原道》派在辩论中对对方的称呼。     

对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一大热点问题的思考

本文考察了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一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源流,认为葛先生的方法是17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思想史研究法;进而评说了葛先生对侯外庐、任继愈先生与以往的思想史和哲学史著作的批评,对他自认为是“天经地义”和“终极依据”的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由此展开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认为匡亚明先生提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以往把思想史视作“专史”的眼界,而使其具有了“通史”的性质,并且具有一般“通史”所不具备的广袤性、深刻性和鲜活的精神气息。此外,文章还对学者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史著作评论的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看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何以走向世界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学科,自梁启超创建这一学科时起,便决定了在近代语境下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路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任务不仅仅是以中国的概念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在现代语境下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从而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在构建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本土化"问题,而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置身“世”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世界念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颇具雄心却需审查的命题。这一命题特指在"中国"国家范围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的相关研究是置身"世"外的。其实,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处在"世界"之中。不过,相关研究获得的世界承认非常有限,与"世界"有隔绝之感。只要以"一个学术圈、一个价值世界、一个思想市场、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实践指向"为标准,便可以衡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成功走出自闭、置身世界。     

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系统,知识间的张力、问题意识的错置、概念衔接的障碍、方法上的落差,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选择、概念建构带来很大的困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百年发展史上,"采政治学之观点"与关照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殊性,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相向而行,推动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这两个知识体系的融通和两套话语系统的互释,也昭示了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3年9月由中国政治学会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举行。现将会议观点综述如下:一、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若干基本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具有某种综合的边缘学科的性质。因此,确定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拥有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人们…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及学术使命——一种基于知识论视角的分析

从知识论的视角看,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的对象无疑属于政治学科,其认识结果也只能汇入政治学的知识溪流,镶嵌于政治知识的逻辑大厦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使命乃是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概念及命题体系,梳理传统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整体性地呈现民族政治思维的基本结构,揭示蕴藏其中的稳定的民族共性.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侯外庐的墨学研究

作者认为,侯外庐的墨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作者指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从社会史切入思想史,从儒、墨比较入手梳理研究先秦墨学,对墨家思想学说作高度的概括,抽象出阶级论、天道观、知识论、逻辑学这样几个思想内涵,把墨学"十论"纳入其中系统来考察研究。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知识构建的重要过渡期,其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在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时如何安顿中学与西学。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合西学规范与中学传统,不仅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之建构树立了典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蕴含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论色彩,这体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折射出知识转型过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面向。     

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直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著作——张分田教授《中国帝王观念》读后

如果说多年前，当我作为撰著者之一部分参与并最终有幸较早拜读到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时候，我曾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了解与把握是打开中国传统思想殿堂大门的一把有效钥匙，那末，近年当我很高兴地读到沿承其师说而又有开新性发展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张分田教授所著的《中国帝王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时候，我则感知并体会到这堪称一部直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学术著作。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