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张力与司法应对——以京津冀为例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从供给侧化解该矛盾的方式则是区域协同发展,但政策红利刺激下区域竞争性发展造成区域地位不平等、发展不均衡,对区域协同治理带来了现实张力,集中地体现为政策引领与法治保障的冲突,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扭曲,进而演化为社会矛盾纠纷,包括直接的利益纷争、发展权利诉求以及社会心态失衡等问题。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立足于审判执行本职职能,积极推进区域司法合作,深度参与区域社会治理,构建一体化的司法协同治理体系,将矛盾纠纷纳入法治框架进行分析研判,进而推动区域实质性公平,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试析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新区域主义

90年代以来，在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中，国家层面下的区域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形成所谓新区域主义，以区别于国家层面之上的区域主义。本文旨在分析新区域主义的产生和理论框架，探讨其主要优势和不足。     

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及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

技术邻近能够促进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基于微观专利数据对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内部,天津、唐山、邯郸与其他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高,北京的技术结构与津冀差异较大,北京与津冀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低,且弱于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技术邻近性不足不仅导致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京津冀地区间的创新联系与合作。因此,未来应着力提高京津冀三地的技术邻近性,从而为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奠定基础,包括：加强京津联动,发挥京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主引擎作用;根据地区间技术邻近特点,加强京津与河北重点城市的协同创新;加强北京创新资源和津冀技术需求的对接,从技术邻近出发理顺三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关系;加快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通过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提高地区间的技术邻近水平。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

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更是连片特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片区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因此目前,必须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为核心、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机构为保障,推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解决片区生态环境治理危机。     

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交通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跨区域轨道交通建设有利于城市健康良性的发展与扩张,形成轨道交通经济带,打造产业新区域,消除环京津贫困带,激发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活力,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有效融合。京津冀都市圈交通发展现状存在"一个断裂、两个滞后、三个落差"等问题。因此,应在跨区域交通发展模式、建设组织体系、交通网络规划、法律及其他配套政策与制度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无论是传统经济一体化还是近年来的新区域主义都片面追求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区域可持续发展应该从一国特定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扩展为跨越国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自由化并不能自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制度驱动之路。未来的区域一体化应该是贸易、要素流动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一体化，这是一种新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     

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

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下的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地区的长期竞争力.本文构建了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针对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的薄弱环节,提出提升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和建议,如适当增加政府和企业的科技投入,加强京、津、冀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创新环境,鼓励中介机构的建立等.     

邻近—联通—效率:区域一体化分析新框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诠释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呈现出更强调邻近效应、更注重区域联通、更关注效率提升的新趋势,亟须从理论上阐释其内在逻辑和演进规律。从邻近、联通和效率三个维度揭示区域内地区间协同关系,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其底层逻辑是不同微观个体依托“互利依存—价值创造—自主演化”关系形成自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地区间多维邻近性与联通行为协同演化,继而与各地区的发展效率之间产生相互促进作用,并在“地区借用”“壁垒破除”“生态构建”“路径创造”效应的影响下,使各地区的发展效率在增长中收敛,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具有“渐进”和“跃迁”的辩证统一性,在时空演化中呈现出合目的的规律性。在实践层面,区域一体化以地区间适度邻近性为前置条件,以网络化联结为形成基础,以整体性效率优化为目标要求,以个体内在自组织为动力保障。遵循该分析框架,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应持续拓展互利合作空间,优化畅通协同联动渠道,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与效能,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