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区域公平发展环境现实需要、交通一体化纵深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实施,均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当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存在制度保障不充分、体制机制壁垒、投融资机制缺失、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矛盾。为此,基于适应区域长远发展、依靠创新动能转换、着眼绿色交通社会再生产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用的目标导向,应当从顶层设计完善、体制壁垒破除、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进路。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现状研判与发展建议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年来,在协同发展规划与顶层设计、产业分工与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定位、生态环境共治和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从空间上比较,在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优化、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十四五"时期,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群空间结构,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链条,加快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实现建设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及应对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五年多来,与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区域环境联防联治相比,三地产业协同进展较为迟缓,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会对三地协同发展带来较大不利影响。疫情防控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制度困境,迥异产业结构的行动困境以及政府低效管理的保障困境。在后疫情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明晰理性防控目标,加快京津冀经济和社会正常恢复、加快构建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完善顶层设计和三地创新先行先试的双向互动格局。     

经济流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流反映了城市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周边城市对核心城市辐射力的接收状况,是城市群协同程度的重要量化指标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已成为引领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增长极,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对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的经济流呈现"分殊性"的区域空间结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于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交通运输量、信息强度四方面影响经济流的发展差异,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亟须借鉴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熟的发展经验,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聚集创新资源要素、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交通网络体系、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注入新鲜活力,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质量水平迈进.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论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区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作了系统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了基于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治理观,在区域权力配置上强调限权和赋能相结合,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区域发展原则和治理路径,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区域发展推进战略,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区域如何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政策指导。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城市群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引领与实践进路——以扬子江城市群为样本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群快速崛起,已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重构国家城镇体系空间形态的重要力量。深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是我国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与科学选择。在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下,由扬子江城市群带动的区域重点功能区发展战略,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培育造就高水平区域创新高地和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是走好中国特色城市群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担当,将为“中国情景”城市群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印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美好未来。     

京津冀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的历史借鉴及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三省市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对三省市的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历史借鉴基础上,必须重视法律建设、顶层设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制造业集群优势变迁与升级研究

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石是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省市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了地区和内部制造业集群优势结构的较大变迁。集群优势的获得来源于产业集群升级,是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同时作用的结果。区域成功制造业集群的发展经验表明,京津冀制造业集群升级可遵循四种可行路径: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推动区域创新网络升级、承接区域产业转移升级、依托钻石体系整体升级。     

生态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至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高度协同状态，而京津冀城市群是一般协同状态。京津冀城市群中生态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其中，R&D人员量、科学技术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高新企业个数、森林覆盖率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全区域人才与科技联动发力，由虹吸改为辐射；构建一体化机制，重点提升河北地位。     

蓝黄规划协同实施和蓝黄两区协调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规划,面临共同的科学发展主题和示范试点责任,政府应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在协同协调发展上寻求突破,以把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与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蓝黄规划协同实施和蓝黄两区协调发展应实施六大重点战略.在战略对策上应科学确定协同发展中的政府定位;全面推动蓝黄两区发展的对接;努力构建协同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完善蓝黄两区建设协调推进制度;科学制定协同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     

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基于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

从西方区域理论的演进和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区域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政治调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转型。中国目前主要以政治调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体现出早期西方区域主义思想的特征。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多领域性的特点。当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深化时,仅靠政治调控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促进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区域事务的参与,形成区域主体间新的协作治理结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天津城市功能提升的路径选择

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常态下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转型对接的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基础是明确三地的功能定位,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其中,天津由于在协调区域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其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城市功能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天津城市功能演化的历史轨迹为参照,系统考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天津城市功能新定位的逻辑架构。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城市功能发挥中存在的若干瓶颈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对提升天津城市功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协同发展战略下京津冀多中心性及不平等问题研究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多中心空间结构可以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在人口分布上呈现出多中心性，但其功能多中心性明显较弱，城市群内部不平等程度较高。作为核心城市的北京极化作用较强，河北地区增长乏力，京津冀内部不同城市产业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叠加行政力量分割的原因，共同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未来，京津冀地区应加强多中心性尤其是功能多中心性的建设，科学定位各个城市的功能，增强产业间的联系，破除行政壁垒，以助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研究

数字经济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内共识,目前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是要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力,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目前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最大的挑战,是数字经济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挑战,包括数字经济治理中合作治理能力亟需提高,经济主体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以及反垄断问题对数字经济治理的挑战。构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体系要注重战略规划,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协同体系和评价体系。     

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研究:来自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数据

城市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和蔓延提供了条件。文章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两个跨省城市群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QAP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平时"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发育不足;(2)呈现出纵向机制嵌入下的双层协作结构;(3)地理邻接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行政层级差异等对协作关系建立有显著影响;(4)上级权威与关系网络的动态组合影响协作机制选择;(5)区域发展战略与已有合作组织网络塑造网络结构。因此,在"平战结合"思想指导下,应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多种形式协作;调整优化网络结构,发挥中心城市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