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人物——胡福明：一篇文章影响中国历史

1978年5月，一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引发了席卷中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解放思想的先声。这枚“重磅炸弹”的作者，就是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     

谈数学理论的真理性

数学理论的真理性是一个具有与数学发展一样悠久历史的数学哲学问题,历史上人们有种种回答,现代仍然探讨着这个问题.一个新的回答是从"真理是什么"出发,从三个方面--即公理演绎法的真理性特点、结论确定性与真理性的关系和逻辑真理与现实真理的区分来探讨数学理论真理性的特点.     

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重解构

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黑格尔历史哲学从三个方面不断地遭到解构。首先是意志哲学对理性的反叛，意志取代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理性；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批判，客观主义及科学方法成为讨论历史认识问题的主要方法；再次是叙事主义的转向，历史叙事的“诗学”成为研讨的中心问题。然而三大解构再次证明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不可替代的地位。     

是否存在抽象真理?

俄罗斯著名的西欧哲学史学者,并对认识论、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很有造诣的奥伊泽尔曼在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1999年第6期上发表的《是否存在抽象真理?》一文指出,黑格尔断言:真理总是具体的,抽象的东西不是真理。奥氏认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什么是具体?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具体是各种规定、原则的统一。这样,具体真理就不是认识的直接结果;它是被认识的客体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的过程。换言之,真理是具体的;具体在某个客     

正确的感性认识还不是真理

正确的感性认识是不是真理?这是一个涉及如何把握真理这个哲学范畴的科学含义的重要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探索真理,认识真理,坚持真理,并用真理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真理的这一规定,是符合马列主义真理观的。真理是认识论的范畴,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而内容是客观的。任何真理都包含着“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列宁选     

从罗蒂看真理观由哲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向

实用主义的真理学说发生了明显的从哲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向，这在罗蒂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罗蒂那里，首先，真理并不是实在的精确再现，而是被我们制造出来的描述，因此真理涉及的乃是在语言中所产生的社会实践问题。其次，这样一来，真理就成为在自由和开放的遭遇过程中最终被相信的东西。罗蒂在救赎的意义上将这个过程考虑为寻求新奇之物，而不是逃向永恒之物。第三，这样的真理指向更美好的人类未来，这种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未来所诉诸的是想象力。最后，罗蒂指出，随着关于国家的国民浪漫的失去，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未来的国家了。透过真理观的转向这一视角，不仅罗蒂的哲学贡献获得了一种新的梳理和把握，而且哲学在当前的任务获得了真理层面上的揭示。     

自然辩证法“消解”与本体论边界意识——对当前哲学界辩证法“对立论”话语的反思

当前哲学界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对立论”的流行话语，他们的观点是：恩格斯的自然证法是从脱离人的自然界出发，因而是无视人的；马克思自然观的出发点是被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介过的“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从不赞成“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立的。对此，重返文本与勘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认定，在承认自在自然的辩证法基础上，恩格斯理解辩证法绝非“无人的视野”，马克思一直支持与赞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将此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作为思考的背景，树立本体论的边界意识。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因果关系”范畴入手，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以下问题加以分析：第一、“因果关系”在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中是如何提出的，对此问题，本文对康德的形式判断表、范畴表及真理表的内在联系给以说明，给出“因果关系”在三个表中的地位；第二、康德是如何对它进行论证的，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哲学专家威廉·斯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的说法；第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学习中牵连的问题的讨论，如“主体与客体关系”、“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等，这就必须放到批判哲学的大背景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过程虽艰难但必将受益匪浅；第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于“因果关系”都有过说明，但角度各异，本文也将力求能把“因果关系”在各个批判中的形态给以大致的说明；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康德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为官当以谦和为美

毛泽东主席在给比自己小16岁的艾思奇的信中写道：“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问（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主席的这种谦和，是对规律和真理的认可和服从。     

关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元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真理是一元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这是哲学真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使得哲学真理论区分出真理一元论和真理多元论这样两种对立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出发,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元性”的回答,因此,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实质上是真理一元论。我们只有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元论的哲学内涵,才能认识到它的科学性、真理性,也才能真正看清它与真理多元论的对立及其实质。但是,从实际的理论探讨来看,马克思主义真理一元论的理论内涵一直受到某些人的严重误解与曲解。这种情形在国内理论界近几年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近几年的哲学真理论的讨论中,就有一些人或是以“真理的表达形式是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或是以“人类真理的具体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是真理,但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囊括全部的人类真理”等等论断为理由,来否认真理一元论和主张真理多元论。更有少数人将真理一元论与学术自由不相容地对立起来,     

对几个认识论命题的再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告诉人们个界是可知的；认识是可以被转告的；真理是有用的，有用未必是真理。但通过对这些命题的进一步分析，我发现在对它们作肯定的理解的同时，还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作否定的理解。于是，就不由得要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一、人能胜彻底认识世界吗？现行的哲学教科书在批判不可知论时，指出人能够认识世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教科书则进一步指出“人能够彻底认识世界”，并认为这是科学的可知论的命题。对此，我则不敢苟同。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哲学命题。它们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不同。前者是辩证唯物…     

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从建国50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

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哲学上的失误曾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损失。以真理标准讨论为起点的哲学上的拔乱反正是挽救国家危局、开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转折点。实践标准回答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回答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两者各有独立意义,不能混为一谈。从真理性的认识出发引出许多不同的实践方案未必都合理,还需要以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前两个标准之外的另一套标准,也不是两者的复述或迭加,而是两者的综合和发展,体现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和实事求是的精髓。弄清三个“标准”的关系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关键。     

论从抽象思维到实践的认识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毛泽东同志把这一认识过程简明地概括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来(或实践——认识——实践)这样两个飞跃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性,他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他认为认识运动只说到理性认识为止,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还是后一半,即从认识到实践.那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可以从理论直接变为人的实践活动呢?如果说前一个飞跃过程是经过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样两个阶段(也有的同志认为经过了感性、悟性、理性三个阶段)那么后一飞跃过程是否也有几个发展阶段呢?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新探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论述的中心是一般唯物主义,而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实践出发,以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统一为基础来进行的。从论述的视角看,这本书超越了旧唯物主义,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和水平;从论述的问题看,它和旧唯物主义相同,和马恩有区别。它是一部研究一般唯物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国哲学界对此书评价的几种观点,都未区分此书的问题和视角,因而都未把握它的实质。     

海明威自然观的双重性及其悖论——生态批评视域中的《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中,作为“硬汉”的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甚至是毁灭性的。从生态批评视角看,这一作品体现了作家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许;其中的悖论也体现了作家自然观的双重性。     

从“替罪羊”现象看社会紧张的缓释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巫蛊是对社会紧张的一种缓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蛊者成为消除社会紧张的“替罪羊”。有蛊者与无蛊者因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而成为隐秘的“合作者”，维护的是所处社会的权力认知体系。有蛊者多半为女性这一事实，阐述的还不是男女两性角色模式，根本上是人们对女性与神灵间关系认知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被当权者--主要是男性所利用，而在演变方向上清晰地指向两性的社会差异。     

世界观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谈政治信仰动摇的成因及根治途径

政治信仰动摇是近些年来少数领导干部精神滑波、政治堕落的内在根源，“一切向钱看”是其罪恶之源。但从这一内在根源所引发的哲学思考着．世界观问题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三讲”教育必须着重解决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需要抓好四个环节来进行世界观的教育，以此帮助广大领导干部抵御错误的世界观，树立真正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从而卓有成效地提高“三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