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朱陆鹅湖之会异同新探

九卦之序是鹅湖之会论辩中常被学人忽视的内容。朱陆对九卦之序的解读基本类同,与两人在宗旨之诗与教人之方上的差异形成一个朱陆异同诠释的理论困境。摆脱此困境的方法是,在朱子主旨思想为理气二分,性为理、心为气的基础上,否定牟宗三所谓朱子性理"只存有不活动"的观点,确立"即存有即活动"的观点。如此,朱陆异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两者同为以主体内在力量为核心的成德之教;朱子在心性二分的格局下显现出道德力量在客观层面落实的特征,在分殊上显示理一的全体大用;而象山在心性一体的格局下仅仅显现主体性的承担,而缺乏客观层面的必要落实。     

被“闲置”的“活理”——再辨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朱子"理气动静"的问题多受争论。实际上,朱子的本义是"动静"不适合也不足以范畴"理","理"超越动静;同时"理"的内涵本身、"动之理"与"静之理"都保证了理是"活理"。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引申"理气动静"而得出"气强理弱"的判断,"活理"亦由此受到局限。贯彻到工夫论上,结果是他对于"气禀"的影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因此宁愿"闲置"此"活理"的有限作用,由此最终与心学走上了迥然的工夫路径。     

从“理一分殊”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关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等义,与传统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总别和同异之议均有关系。当代新儒家直接承续了宋明理学的精神,面对时代问题,不断地吸收传统智慧以作新解,进而转化为当下思考的资源。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理一分殊"的思想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思考儒学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启迪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迷失和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社会里,义理世界渐渐失去了其同一性,甚至无"理"可讲,本根意识的杂乱无章或者消解,使得社会的同构性趋向于减弱,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无所依归的个体原子,本能式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这种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而社会陷于分裂的境况,迫使我们不能不讲"理一"。因为,只有回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存在性关联当中,在休戚与共的一体关系里面,才能够重新找到渐次失落的意义本源,维持价值理性的同一性。但"理一"又不能够脱离开"分殊"来讲,而必须要置于"分殊"之中,在具体的情景下,在万事万物的个别性存有里面来明"理"。     

罗钦顺的心性论与其理气观的内在联系

罗钦顺从气本论出发,把"理一分殊"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基本原理,并形成其固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心性论中,虽与朱子学不能完全相剥离,但也并非完全以朱子之说为模版,他的理气观一定程度上在心性论中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如对人性二元的化解,性情、理欲的统一,都是他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朱子“忠恕一贯”章解的思想意义

朱子视"忠恕一贯"章为<论语>第一章,"一以贯之"为圣门末后亲传密旨.他以理一分殊诠解"忠恕一贯", 并与"一以贯之"比较,阐释了儒学的本体、功夫关系,剖析了忠恕说的三层含义,批判无本的浙东功利之说、舍末的陆象山心学、禅学.朱子对"忠恕一贯"的认识历经一长期演进过程,体现为对二程说的消化.对"忠恕一贯"章的诠解在朱子经典诠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整个<论语>诠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薛瑄的理气先后论

"理"与"气"是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理与气的关系,是理学家要着重进行论述的重要内容。作为明初四子的理学大师薛瑄,在元代理学调零之后,其实起到了中兴理学的学术作用,薛瑄承继朱子理学的主要观点,对理气先后与理气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他甚至走得比朱子还彻底,认为理气根本不分先后,理气有则同有,生化流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日之载鸟,鸟虽动而日不动,但光却一直未离鸟。这种普照的观点说明了理与气的关系,理在气中,但理又不杂气。     

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

在朱子思想中,天理(理一)与自然之理(分殊之理)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浊气是否以及如何有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厘清。如果浊气无理,则与朱子宇宙论中万物皆有其理的思想相悖;如果浊气有理,则理失去对气的规范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气与不同类型的理。如此,难题依然会出现：不同的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既然天理和自然之理是连续一致的关系,为何作为秩序本身的天理是纯善的,而作为各种事物之秩序的自然之理不是纯善的?而如果自然之理不来自于天理,那么二者之间又出现断裂,与朱子思想相悖。天理既然纯善,又何以出现自然之恶?自然之善恶与人之善恶的来源分别是什么?首重认知心的横摄系统能否开出道德?天理的道德规范之内容是什么?文章的论述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并提出朱子理学开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可能性。     

“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的运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基本范型。"理一分殊"在王阳明思想中有着完整的运用。王阳明关于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与墨家兼爱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论述,对于宋明儒学"万物一体"与儒家传统中爱有差等之间辨证关系的讨论,体现了他从伦理层面对"理一分殊"的具体运用。王阳明在良知本体上的"一节之知"与"全体之知"论述,以及"拔本塞源"论等思想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诠释架构,体现的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哲学原则。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杨时解读张载之《西铭》

程门弟子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在二程的引领下解读张载之《西铭》。因体会《西铭》"言体而不及用",质疑其容易流于墨家之兼爱,求教程颐,激发程颐以"理一而分殊"概括《西铭》之旨意。经往复探讨及精思力索,杨时接受"理一分殊"说并作发挥,提出"理一为仁,分殊为义"、"用未尝离体"、"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等论点。杨时阐发的"理一分殊"的伦理内涵及重视分殊的思想促进了洛学的发展,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罗整庵有疑于周、张、小程子:“理气为二物”

罗整庵认为,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小程子与朱子有认理气为二物之嫌;又朱子之学本周子,故朱子认理气为二物,其根源在于周子《太极图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除此之外,张子《正蒙》一些言语亦有分理气为二物之嫌疑。问题在于,整庵对理气关系有极大的谨慎,他总担心理出落于气外,故而在对一些先儒经典的解读中用心急迫以致生出种种疑惑。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     

朝鲜儒者南塘的人物性异论及对朱熹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理气同异,朱子不仅初年和晚年观点不一致,而且在同一时期的论述中也存在分歧,这就为以后的论争埋下了伏笔。朝鲜儒者南塘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层说,即超形气之性、因气质之性和杂气质之性。前者是从一原的层次上单指理而几乎不考虑气影响的纯粹的性。此时万物理同、性同。中者从理气各指的角度同时表现了同种之间的普遍性和异种之间的特殊性,是因气质的理。同种事物气同,故理同、性同;异种事物气不同,故理异、性异。后者是从理气兼指角度考虑到万物气质差异的纯粹的气质之性,表现了万物的特殊性。此时万物气异、理异、性异。     

论二程对《西铭》诠释之差异:从"万物一体"到"理一分殊"

自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诠释《西铭》,后世学者尊奉不已.但《西铭》中包含的"万物一体"思想却转而晦暗不明.从《正蒙》"气一元论"角度可以阐发出"万物一体"之旨,而程颢也是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角度来诠释《西铭》中所备言之"体".在程颢没后,面对杨时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可能流于"兼爱"的质疑,程颐提出"理一分殊"的诠释模式为《西铭》作辩护.以"理一分殊"诠释《西铭》无疑是程颐的一项创造性诠释,但只有重新回到理学产生的原初思想语境,重新抉发出《西铭》中所蕴含的"万物一体"思想,"理一分殊"在理论上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显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