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     

“就地上楼”:新型城镇化社区的实现形式

"就地上楼"是从整体推进、协调发展、集约高效角度谋划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发展思路和实现形式,其出发点不是豪取农民的建设用地,而是让农民在用好自己建设用地的同时实现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前提条件是不增加农民的经济社会负担,不降低农民未来的生活质量,不损害农民的发展利益,不破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特色村落;核心关注点是保护和发展农民土地权益;唯一目的是实现农村城镇化战略目标。妥善筹措建设资金是其能够实施的充要条件,新土地政策红利和非农建设用地"集体所得的增值"预期是巨量资本的活水源头。"就地上楼"契合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脉动,能够将农村土地、劳动力、农民意愿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整合成适合现状要求且能够良性运行的新社区,能够形成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倒逼机制,是从农村和城市内在联系与互动规律中探寻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战略选择。     

农民市民化:传统超越与社会资本转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农民超越自身的传统性的过程。通过对定县(定州市)的再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在接受现代市民素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自身的社会资本也在实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向: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出现转变,自发性组织在增多,而且信任观也从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开始走向现代市民性的普遍主义制度信任。在建构和完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制度体系时,这些都值得重视。     

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 ,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 ,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 ,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从招赘婚姻看城郊农民市民化:以萧山 R村为例

近几年来,浙江城郊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招赘婚姻比例上升。本文阐释这类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即招赘婚姻的正功能,以及可能给农民市民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呈现农民市民化的复杂性。     

农民“被市民化”问题及思考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然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广大城郊地区却出现了“被市民化”现象,即一种农民非自主选择的制度性市民化现象。农民失去土地是“被市民化”的根本途径,而户籍制度改革、职业变更、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在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具有间接辅助作用。文章对农民“被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暴富”后的困境、精神边缘人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市民的角色再造加以思考,以期为“被市民化”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完善提供参考与启示。     

从有效需求视角对新农保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山东、山西、内蒙古各一村为例

文章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对山东、山西、内蒙古三个农业村农民新农保的参保意愿和缴费能力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及缴费能力的因素涵盖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各个层面。我国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养老金替代率;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实现参保人员的全覆盖。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     

“三农”问题与劳动力农民所有制

“在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不动摇的基础上,深化改革,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更快发展”。对十五届三中全会这一主题,坚持马克思劳动的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深入进行理论探讨,确认劳动力的农民所有制;强化法制,提高农民组织程度,充分实现劳动力的农民所有制,才能促进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与良性循环。一、三农问题的焦点是确认、充分实现农民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农民的积极性与素质提高了,积累增加了,农业才能发展。尽管农村中农民的比重在减少,但农民至…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对策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三农问题是学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的结果与必然。然而在现阶段,通过对沈阳经济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状况的调查不难发现,其依然存在着限制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调发展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三化”协调背景下的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三化”协调发展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成本高、制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三方面的问题。可从转变观念、改革户籍制度、加速农民市民化等几个方面优化配置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     

湖南省农村30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农民增收是主线

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得我国“三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中心,是重中之重。湖南省农村30年改革发展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就是：农民增收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线。论文从总量、结构、阶段性、差异性和政策效果等角度回顾和分析了30年来湖南农民收入的演变和现状,得出转折点上湖南农民增收不容乐观,因为：中国经济大背景下农民增收难,粮食大省农民增产不增收,务工经济对地方财政贡献度不大,农业基础薄弱,贫困面还很大。因此,需要促进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统筹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民市民化;深化农村市场改革,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财政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     

东北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土地资源承载力是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指标。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土地资源承载力及人地关系现状不容乐观。东北地区农民市民化能够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关系矛盾,有利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优势,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土地生态环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长远和战略高度认识东北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意义;以农村城市化为动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基础,解除农民市民化的瓶颈约束;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为依托,保证农民市民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努力构建东北地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尝试提出对策性思路,旨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