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相关问题:一、目前国内外各种研究机构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数值的准确性,只能给人们衡量我国贫富分化状况提供一定的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被各种基尼系数吓到。当然也不能由此而否认我们的贫富差距的存在和问题的严重性;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定的贫富分化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很难逾越的阶段。既有社会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时时刻刻的绝对公平,这样的一帆风顺的发展方式在目前的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三、从总体上看,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但这不是绝对的,有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也较低,如埃塞俄比亚为0.30,坦桑尼亚为0.34,远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0.42、中国香港0.43;四、中国政府为防止贫富分化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和办法,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个人所得税的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贫富分化的恶化;五、积极化解仇富心理。仇富心理的危害性很大,它会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制造社会冲突和断裂,引起社会动荡;它会弱化正当致富动力,严重阻遏社会进步;它会煽动暴民情绪,违反现代民主。面对此种情绪,政府、富人、每个公民都要冷静思索,理性对待,决不能以极端的态度来对待之;六、致力改革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分化不是现代化发展的癌症,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治愈的药方就是两个:一个是生产力更加发展,一个是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改革和发展。     

宋代的贫富分化与朝廷控制

宋代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十分突出,贫富分化的矛盾显得十分尖锐。而朝廷主要通过调整土地占有政策、实施平均赋役措施、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各种救助来控制这种现象,但由于当政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总体上看,宋代朝廷对贫富分化的控制效果是不明显的。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现象

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对此,学界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贫富迅速分化是由于片面鼓吹“效率优先”战略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并认为市场机制能更有效地调整贫富差距。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的确是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的。但导致我国贫富迅速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市场机制正常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与腐败相关的非市场因素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的结果,因而反腐败是遏制贫富分化趋势的关键。     

明代嘉、隆、万时期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加快,是明中叶以后十分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严重的政治问题。它是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必然反映,又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贫富两极分化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物质财富是分化的基础,私有观念是分化的动力。核心问题是,富者如何富与贫者何以贫。嘉、隆、万一百年间,明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们的私有意识迅速膨胀,农村贫富日益尖锐的对立就产生于这种环境。在以农耕为主和特权统治的明代社会,争夺土地始终是构成两极分化的中心内容;凭借权势或改变种植结构进行多种经营是一部分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压迫是导致一些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     

对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争议中几个核心判断的验证——基于东亚先发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东亚先发经济体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二战后农地制度改革的经验事实验证了当前中国农地改革争论中的几个核心判断,得出结论: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仅仅追求土地要素的经济效率;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时,完全的私有产权可能导致农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很低水平时,完全的私有产权不会导致农地集中,从而也不会有效促进规模经营,而此时即便农地集中也不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失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坚持集体所有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集体农场和农地股份制。     

缩小“三大差距”与路径探索

重庆市＂十二五＂期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继续坚持发展并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注重统筹兼顾,提出了＂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到2012年,基尼系数降至0.38左右,     

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谈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急速转型,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日益突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逐渐分化.社会弱势群体在这期间出现是社会发过程中的必然,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对弱势群体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扶助,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权利,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好的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最近50多年来,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经历了经济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贫困加剧、经济低迷、社会冲突、政治动荡的发展变迁历程。拉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问题和困境,被称为“拉美现象”。在过去的50年间,拉美地区经济上经历了前30年的经济增长和后20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政治上经历了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但不论经济、政治情况如何变化,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贫困加剧、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改变或好转。拉美地区长期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的原因很多,但社会财富长期过于集中,城市就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政策不公和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弱化是其深层原因。     

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社会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提倡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城乡各阶层居民的经济收入明显拉开．短短十余年间，先是农村中一批“万元户”脱颖而出，接着几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也开始崭露头角。在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虽然多数居民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比起改革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先富阶层相比，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乃至贫富悬殊。一、我国贫富分化的现状按国际惯例，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这是个在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即财产或收入完全平…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基于经济不平等的现实考察

经济不平等是不平等的一种重要表现,造成经济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天然地具有造成贫富分化的内在机理。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发挥好再分配功能。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不平等问题,从收入基尼系数、财富基尼系数、1%和0.1%最富有群体所占资产比重等指标看,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通过考察中国贫富分化现状,本文提出强化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职能的几条措施:强化税收调节在再分配中的主要作用;发挥好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功能;切实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

社会和谐是一个全球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相对一致和重合,促进了全球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和谐社会构建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突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紧张"。面对当今和谐建设中社会贫富分化、社会需求多元化、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化,而各级领导对社会认知的"经济化"和社会的"陌生化",以及社会管理弱化、社会整合的表面化现象,必须高度关注领导和领导集体普遍需求的能力,关注当今全球化时代提高领导管理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能力。     

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与分配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在原有身份制体系制度化记忆影响下,身份主导了转型中国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从而使我国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呈现相对失衡性,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社会安定.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异的机会公平,它是在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要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帮助和扶持弱势群体.     

论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片面性

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具有片面性:一是不能从本质上完全体现中国发展的真实价值。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目标应当是人本身。二是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往往导致政府权利对民众权利的替代。三是无助于民众对自身发展责任的承担,容易忽视人民在发展中的自主性、责任心。四是可能导致贫富之间的分化、隔阂。可能会掩盖这样一种倾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收入增长而不惜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形成比较严重的贫富差别甚至两极分化。五是可能导致为急功近利的经济增长不顾收入增长背后的环境效益、生态效益。总之,单纯以收入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具有片面性。     

剥削问题的再认识：警惕新“左”言论的干扰

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消灭，而剥削现象长期存在则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剥削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恰恰相反，过早地、人为地消灭剥削现象只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能够加快消除贫富差距的历史进程，避免社会出现两级分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

文章结合文献分析,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心态主要是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发展理性在社会需求、实现自我层次上高于生存理性,而在贫富分化、社会排斥的容忍度上低于生存理性;由此两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变化,亟需国家与社会的回应.     

利益博弈时代的制度化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化、利益表达和博弈已经是一种客观现实,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由贫富差异而导致的权力与利益失衡,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社会缺乏对权力约制和利益协调的法律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发展,有规则的利益博弈是促进和谐利益关系的保证。利益博弈的规则化,实际上就是利益均衡的制度化选择过程。无论利益表达与博弈,还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都必须以制度化、法治化建设为基本前提。     

王符的贫富道德观念略论

贫富道德观念如同其他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一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的转移而变化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关系相对而言也比较朴素而单纯。民族部落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们没有私有观念,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贫富的差别和等级观念,更谈不上什么关于贫富道德观念这类论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贫富差别和贫富道德观念的出现,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南宋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结构分析

南宋时期 ,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 ,贫富分化和社会等级十分明显 ,贫富之间的变化相当频繁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城镇发展的特点。但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城镇 ,其具体情况又有所差异